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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叙史模式在现代时期并没有得到怎样的发扬，无论是朱自清、沈从文还是苏雪林、阿英等人所编著的文学史著作，都以作家作品论为主体，并没有见到怎样明晰的历史线索，尤其是没有见到相应的十年一段的叙史模式。同样朱自清1929在清华等校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一部比较系统的新文学史，它从晚清一直写到了三十年代，近现代是有明确区分的，但是也没有“十年”之说。显然，要确定这种十年情结有无形成文学史的叙述定制，还要看1927年前后文学史的叙述状况。王哲甫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以1925年的“五卅”为界，把1917-1933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第一期显然也有着十年总结的味道，虽然从1917到1925年并没有十年，但文学史分期中的十年从来都是约数。中国新文学史的十年体制及其新文学分期意识的端倪开始显现。李何林思潮研究的代表作是《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1939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作者将新文学分成三大块，即“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从1917年到五卅)、“‘大革命时代’前后的革命文学运动”(从五卅到九一八事变)、“‘九一八’到‘八一三’的文学思潮”④。它也以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界，将20年代文学与30年代文学分开。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十年文学继承了此前的新文学十年的分法；而从五卅到九一八，虽然是不规则的十年，但还是看到了十年的大体特征；同样又以“九一八”为界分出了一个抗战文学，这也大体是后来抗战文学界定的雏形。这种分期法与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一致的。但王哲甫写作的当时第二个十年并没有完整，所以第二个十年在他那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而到了李何林这里，他依照“革命文学”的思潮论，即“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描述，顺利完成了两个十年的划分。看来到李何林这里的十年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周扬40年代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述新文学运动，后来形成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晚至1986年才正式发表)。他把新文学运动分为四个时期，“一九一九到二一，即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是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一九二一到二七，即从共产党成立经‘五卅’运动到北伐战争，是新文学运动的内部分化的酝酿，革命文学的兴起时期”；“一九二七到三六，即新的革命时期，是新文学运动内部分化过程完成，革命文学成为主流时期”；“三六年到现在，即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文学运动力量之重新结合，文学上新民主主义提出的时期”。⑤周扬以共产革命为线索来分割文学史，分得比较细碎，但1921-27年、1927-36年、36年以后这样的三段，尤其是1927-36年的分段，是比较符合十年一段叙史模式。这样的分期十年分段的意识特别地明显。在历史的叙述中，在固定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叙述套路中，他虽然尽力消除“文学革命”的存在而特意强调“革命文学”，但依然可见“革命文学”十年的特征。 但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情结之所以形成，从上述可以看到，第一个十年的总结是出于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塑造以获得合法性，但是，以后形成十年一段的固定成规则显然得益于“革命文学”思潮的历史合法性诉求。众所周知，“革命文学”是一种社会革命史的文学，它的历史书写也以共产革命史的发展作为文学史的分期的依据。换句话说，当代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红色历史观所塑造的几个历史节点。第一个是五四运动，第二个是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第三个是抗战的爆发。而至于当代，则是1949年的建国，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的“文革”爆发，1976年的“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等等。众所周知，文学史的年代划分法，是与真实的年代存在着错位的。而这种错位之所以形成，最初是为了迁就文学的发展，而后来则是为了切合政治的节点。这在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表现最为明显。 “十年”为什么成为文学史分割的最小单位，也是最基本的单位？或言之，“十年”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现当代政治史的最小单位？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曾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做了一些臆测：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皇权体制和皇权信仰同一的国家，所以，一个王朝建立了只要不是胡作非为，就能够统治数百年；或者说，王朝从它的励精图治到丧尽天良，人民能够忍受(承受)的心理能力也有数百年。而现代社会，王权统治虽然不复存在，但是中国统治者所施行的依然是一种准王朝统治秩序；王朝哲学已经灭亡，在缺乏信仰支援的社会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它再也不能承受数百年，而只能在十年左右就会来一次宣泄。尽管这种宣泄的方式是多面目的，与传统的农民暴动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由统治者所发起的，但是依然起到了宣泄的作用。十年左右，是中国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度，也是中国政治的节点，当政治进入文学史的书写的时候，文学史也便形成了十年一段的体制。更何况，中国的文学历来深度涉入政治，当然政治也深度涉入文学，文学思潮的演变也不例外，文学史的书写当然也无法例外。 当然，这种十年情结也是年代编年叙述的必然结果。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着无限伸展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史叙述不得不采用90年代文学来描述“新时期文学”的当时阶段。而这种描述90年代文学的方法，也导致了对于过去(现代和当代时期)文学的历史的重新命名，如“80年代文学”、“60-70年代文学”，以及“20年代文学”、“30年代文学”和“40年代文学”等。 任何一种叙史体制，都是对于历史归纳的结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十年”体制，也是如此。这种体制在对于历史叙述的某些段落，从今天来看，都是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任何一种叙史体制，一旦形成，并成为一种历史叙述中的思维惯性，都会产生谬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十年”体制也是如此。程光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称之为“年代学”。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