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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历史描述的“十年仪式”。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和文学史学界，每到十年的时候，就有总结的冲动。196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郭沫若、茅盾等编辑的《文学十年》，总结1949-1959年的文学成就。“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十年的时候，出现了非常多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总结报告式的文学史。发表的总结新时期文学十年的文章最多。比如刘再复的《论新时期文学主潮——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等。还有很多的资料选编、教材和专著等。1988年10月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人教育处出版的由王克安、徐萍编著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资料选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的《新时期电影10年》(重庆出版社1988年)，江西师范大学函授部编的《新时期十年文学》，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主编的《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0年)，等等。它们都总结了1976年到1986年十年的文学的成就。9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对于所谓“后新时期文学”其实也就是对于90年代文学的总结。如陈思和的《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刘忠的《90年代以来文学的生存状态》(《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刘文辉的《传媒语境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向》(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等。新世纪十年，出现了更多的“总结报告”。如丁晓原的《“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赵勇的《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新世纪文学十年抽样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王胜蓝的《新世纪十年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畅销书研究》(2011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张学昕的《新世纪十年短篇小说论》(《东吴学术》2012年第2期)、王小英等的《回望与检视：十年网络文学研究述评》(《山西师大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等等。各地也同样召开许多的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1986年9月7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2010年7月，复旦大学召开了“新世纪十年文学”国际研讨会；2010年10月，广东省东莞市召开了“新世纪十年：东莞文学的现状与前瞻”论坛；“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等等。当然还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十年作品选，绍兴市文联发行了《新纪十年绍兴文学优秀作品选》；中国小说学会编辑了《中国小说排行榜十年榜上榜》(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年)；山东省文联编辑了《新世纪10年山东诗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等等。还涉及其他学科的学术总结，如何新文等的《新世纪十年：古代赋学研究的繁荣与趋向》(《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甚至还涉及海外华文文学，如黄万华的《新世纪10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及其趋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除了文学之外，还有《新世纪十年灯谜鉴赏》《新世纪十年读书报告》，等等。 当然，这种仪式性的文学史表达，还表现在“五年”、“五十年”、“百年”等方面。而无论是“五年”、“五十年”还是“百年”都共同源自于“十年”情结，本文将不做赘述。 总之，“十年总结汇”和“十年连环”，涉及各种文学门类，涉及各个地方，也涉及各种与文学相关的诸如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十年情结，很显然是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学史现象。但是，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则是值得深思的。 一种通行的理解，这种十年情结来自于中国文化中的“整十”心理。中国文化中有十全十美的“整十”情结，人每过十年，就要做一次大寿。十年是一个圆满的周期，手指是十个，脚趾也是十个，“十”是一个整数，它暗示着圆满和完整。所以，鲁迅在《阿Q正传》里还用“大团圆”来讽刺这种哲学。人生十年要做寿，总结人生；历史当然是人的历史，所以也要每过十年就要“做寿”，总结一下十年的成就，文学史当然也不例外。当然，与此相联系的五十年、百年情结，也是一样。不过，百年情结，还有着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世纪”概念。但那也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契合。做寿是一种人生仪式，文学史也是一种仪式，所以我们看到，每到十年的时候，文学史家就要做总结，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各种各样的作品选出版。假如与社会文化领域的各种庆典活动联系起来，中国当代的“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活动，就是一场文化仪式。仪式具有制度性，所以每到十年的时候，就会周期性发生，因此，每到十年的时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仪式就会如期举行，风雨无阻。 如此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情结”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但是考察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就会发现，说十年情结是文化传统倒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却不是中国历史的书写传统。中国历史没有十年分段的传统，也没有十年总结的传统。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习惯中，一般都是“断代史”，也就是后代给前代写史，所以二十四史大多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历史，除《史记》外，很少有通史，更别说以十年分段了。就是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文苑传”也大多是某几个作家生平事迹介绍，文学史的观念并不强，更不要说给文学史分段，尤其是分十年一段来叙述了。当然，由中国现代史家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还是有分段叙述的成规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舍弃了传统史书的以朝代为序，也舍弃了从欧洲史上搬来的“上古”、“中古”、“近古”等的概念，他按照中国文学演变的自身“实况”，分了三个时段来叙述文学史：西晋以前的古代文学阶段，“纯然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③；东晋南渡至明正德年代的中世纪，是本土文学受到了印度佛经文学的极大影响的时期；从明嘉靖元年到“五四”之前，外来文学的影响消失，近代文学又恢复了它纯然本土的特性，而后一直到“五四”以后，欧洲文学重又引起巨大反响，文学史进入到现代时期。这种大分段的方法显然受到欧洲史学观念的影响，而它又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分段处理模式的形成，但它的段落划分在时间线上并不追求整齐。 那么，这种历史书写的十年情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如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术历史，就会发现，这种“十年情结”其实来自于“现代”时期。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年代中后期，有许多的作家和文学史家们产生了强烈的总结新文学成就的冲动，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总结文章。新文学的产生，新文学的替代旧文学，曾经受到强烈的质疑，从新文学肇始，胡适等人就竭尽所能从创作和历史两个方面来论证它的合法性。但是，肇始之初的创作是苍白的，只有过了十年左右才略有成就，当然也就有了合法性的资本。早在1922年，胡适就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这篇文章与他的《白话文学史》有相似之处，也及从文学传统的角度，来探讨新文学的发生。论及“五十年”，但并没有多少新文学的成就可供他大书特书。这种总结的传统寻找动机，在迟至1934年出版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还有所表现。这部讲义从中国文学的变迁开始，重点讲述了“清代文学的反动”，最后述及“文学革命运动”，实际上它探讨了新文学发生的原因。 只有到了1928年前后，新文学创作界才真正兴起了总结新文学成就的热潮。陈子展在这一年讲授《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36年初版)，在最后的第九章“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总结新文学十年的文学成就。赵景深在这一年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初版本)，也在最后一章设置了“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总结讲述新文学十年间的文学成就。陈子展出版于1930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的最后两章，论及“文学革命运动”，虽没有十年之称，但实际也总结的是“新文学十年”。而真正实现了十年体制的则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由赵家璧主编的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1935年开始陆续编纂印行。这部“大系”主要编纂对象是1917-1927年之间的十年的文学作品。它对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歌、散文、小说、理论等都进行了系统的选编，并且每一部都加上了编者的详尽的前言，以说明这十年来该门类的成就。这部大系对于新文学历史的书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确立了新文学的起点；2、确定了“新文学”的文学主流地位；3、确定了新文学的主流作家和作品；4、确定了后来新文学“十年一段”的叙史模式。这种总结，是一种历史的回顾和整理，对于新文学历史脉络的清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是这种回顾与整理使得当时的作家和作品被历史性地评价、定位，显然也起到了经典化的作用。可能是受此影响，抗战时期蓝海(田仲济)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初版)，它第一次对十年抗战的文艺状况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自此大系式的十年传统开始形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