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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入社。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女性有才往往被视为“无德”，明代科举政策剥夺了女性考试权，女性也就不能组织文社以平等身份参与科举论学了，但也不乏能诗善画之才女参与社群文人雅集作为点缀。如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曹学佺、俞安期闽中结石君诗社，社集活动就有很多女性参与。曹学佺诗《九月十五夜社集高景倩宅为其郎君楚材赋花烛诗》即为一次在女社员高景倩新婚之夜举行的社集活动，诗歌描写了高景倩“此时交颈语，多是唤卿卿”的新婚场景[11](《浮山堂集》)；《社集薛老庄，邀吴兴茅孝若各赋排律分得八庚韵，是曰主客十四人，姬子三人，季札之鲁，漫云周礼，在兹谢传，登山自觉晋风未远》称“上客耽词赋，佳人识姓名”，有佳人参与社集诗词创作活动；《姬人各分一韵，予代长君卓氏赋得三肴》写女性社员每人也要作诗一首。在曹学佺的诗歌中记载女性参与社集活动的例子很多，其中一位名叫卓长君的女性几乎每次社集都参加，一直到其嫁人方别社中诸子②。女性参与社群文人雅集活动在晚明以后更显频繁，特别是那些多才多艺的青楼歌妓，她们的参与往往为文人雅集增光添彩。南京为六朝古都，又是明代留都，文学家在此结社可谓历代有之，晚明著名的秦淮歌妓如朱无瑕、傅灵修、马湘兰等都有参加文人结社经历。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载朱无瑕：“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秦玉诗出，人皆自废。”[12]万历己酉，即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此社为袁中道等人所结冶城大社，其中还有一位女性为傅灵修，二人作为校书官参与了此次社集活动[5](卷9)。最为著名者当为马湘兰。马湘兰(1548-1604)，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载，名守真，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其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之称。其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12]，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并且通晓音律，擅长歌舞，还能自编自导戏剧，成为南京著名的“秦淮八艳”之首。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马湘兰等秦淮歌妓与张献翼等名士参加了齐王孙朱承彩的金陵大社，可谓女性参与社群活动的高峰了。社群接纳女社员以及青楼歌妓参与社集活动，正说明社群接纳成员的开放性与自由性。 社群文学家可以脱离一个社群加入另外一个社群，也表现出晚明社群文人往来交流的自由与方便。晚明文社林立，社中文人科举中第后，逐渐走向参政道路，在晚明“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的态势下，文学社群也逐渐分化为“君子社”与“小人社”。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君子社”与“小人社”的文学家往往会脱离原来的社群而加入另外-个社群。较为典型者当为复社与中江社。 复社大家较为熟悉，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中江社。关于中江社，朱倓于1930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上撰文《明季桐城中江社考》，已作了详细考证。中江社成立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社址在安徽桐城，领袖为阉党潘汝祯之子潘次鲁与阮大铖门人方圣羽。阮大铖暗中操纵中江社，为中江社的实际领袖，他以推荐科举为诱饵笼络了一批“六皖名士”，其中包括钱秉镫。钱秉镫(1612-1693)，字幼光，号田间，后改名澄之，安徽桐城人。南明桂王称帝时授庶吉士，官至编修、知制诰，著名学者、诗人。他与阮大铖有世戚，最初对朝中阉党与东林之争还不甚了解，遂被阮大铖的“科举功名”所诱加入中江社。中江社为阉党文人所创，成为晚明复社最大的对立派。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云：“明季结社，其数盈百，而势力之伟大，无如复社；而与复社隐然相抗与之敌对者，其惟中江社。”[13] 复社比中江社早三年成立，潘次鲁和方圣羽皆列陆世仪《复社纪略》所载《国表》第一集和吴山嘉的《复社姓氏传略》，潘、方二人最初实为复社文人。因潘、方二人为阉党中人，后在阮大铖的利诱下，二人遂脱离复社另立中江社。而中江社文人钱秉镫则与之相反，他先脱离中江社，后入方以智泽社，最后随之一起加入复社，其子钱撝禄所撰《先公田间府君年谱》对此记载甚详。兹列如下： 壬申(崇祯五年)，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钱秉镫)言曰：“吴下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因私结数子课文；其中江社期，谢不至，诸公既知有异心矣。其冬，府汇试，生童俱集，大铖治酒，大会社友，独不招君，既试毕，府君往谒其封君柱麓翁，翁语曰：“子为谁荐？”府君曰：“未有。”翁曰：“小儿云方仁植已荐子矣！”府君曰：“不知。”揖而出，仁植者，密之父也，己癸案，府君第一，大铖居为己功。 癸酉(崇祯六年)，刘用潜为婺源令，祖父授业门人也，遣迎祖父到任，过皖，大铖急语之曰：“今年婺源令必入闱，诸昆仲必应中一人，以报师恩，宜尽尺头长者，且才美不愧。”盖指府君也。因密传用关节法。祖父辞曰：“此子年幼，正宜用功，吾生不作侥幸一事，宁敢以误此子，并累使君也。”其秋，用潜又迎，且曰：“某将入闱，署中须师照管。”祖父力辞不去。已刘公果入闱，府君兄弟皆不中，人争惜之；祖父独喜曰：“幸甚，不堕榖中，即使径中，不由关节，亦终为某口实，得箝制之矣。” 乙亥(崇祯八年)，过娄东谒张西铭(张溥)先生。 丙子(崇祯九年)，读书龙眠山中，左硕人(名国柱)为主，子植(名国栋)子忠(名国林)子厚(名国材)共事。大铖闻之，谓祖父曰：“闻公家有人与左氏共笔砚，必非公子也，左氏固吾世仇，吾两家世戚，宁有此乎？”祖父曰：“有之，即吾少子也，彼少年，宁知前事，意气相孚，自为投契，吾辈亦焉能禁之！”大铖从此衔恨于府君矣[14]。 从年谱所载来看，使钱秉镫退出中江社的关键人物是方以智。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宓山子、鹿起山人，安徽桐城人。晚明清初思想家、诗人。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为著名的“晚明四公子”，少年时与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周岐(字农父)等人在其父所建泽园成立“泽社”(结社时间大致在明崇祯初年)。此社主要为一群青少年所结，他们在赋诗作文，研读经史之时，往往慷慨酣歌，“好言当世之务”[15](《孙武公集序》)。 明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方以智开始游历东南，结交吴中复社名士周鏕、沈寿民、钱谦益、杨廷枢，游杭州时访闻启祥“读书社”诸子，交陈子龙、周立勋、徐孚远、顾开雍、李雯、夏允彝等云间几社诸子，一直到冬天才返回桐城[16]。此次东南之游，复社诸子激励气节，与朝内丑类进行斗争的精神对方以智思想影响很大，回到桐城后，他即对同学钱秉镫进行思想灌输，劝其辨别“气类”，分清东林、复社与阉党之间的界限，认清这个由阉党组织的中江社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劝其迅速离开中江社，并邀请他加入泽社一起课文。此后，中江社有社群活动，钱秉镫也不再参加。 钱秉镫脱离中江社加入泽社的这一段时间还没有加入复社，因而，陆世仪《复社纪略》所载《国表》第一集名单和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所载其祖父吴扶九(复社领袖之一)的《复社姓氏录》皆无其名。据吴山嘉载，《复社姓氏录》为复社尹山大会第一集、金陵大会和虎丘大会第二集的名单[17](《复社姓氏传略序》)，最后一次虎丘大会是在明崇祯六年(1633年)，这就说明，此际钱秉镫尚未加入复社。至明崇祯八年(1635年)，钱秉镫到娄东拜访复社领袖张溥，以此为标志，钱秉镫才成为复社一员，后因明崇祯九年(1636年)他与东林君子左光斗后人左硕人及其四子读书龙眠山，引起阮大铖的仇恨，才彻底脱离中江社而站到了复社队伍中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明文学家组织或参与社群的情况极为复杂，文学社群作为一个组织实体，在接纳文学家上不存在“壁垒森严”，社群文学家之间自由组合与流动的现象较普遍。 虽然社盟诸子可以在不同文学社群间自由流动，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脱离原社而加入他社，而是在保持原社文学家身份基础上加入另一社群，成为该社文学家。社盟诸子身份往往具有多重性。如本属江西豫章社文学家的罗万藻，在应社走向联盟后加入应社，成为应社的重要一员。复社联盟成立后，豫章社中的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又成为复社联盟江西分社领袖，一人身兼多社身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