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园地，传递情感的细密光泽 文学精神的重建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是精神内涵和价值持守上的。有的作品形式上很传统，但它们涌溢而出的人文情怀却能够让人确认，在这个精神生活匮乏的时代，依然有作家坚守着自己的园地，传递出情感的体恤与细密光泽。 铁凝的《火锅子》叙述了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夫妻在雪天吃火锅的动人场景，将一段坚如磐石的漫长婚姻写得美好细致，传达出情感的暖意与安静。迟子建《晚安玫瑰》的故事表层是赵小娥在城市里遭遇的就业、租房和恋爱等现实问题，其内里却有着关于罪与罚、赎罪等问题的更深入探讨。同样表达人道主义和精神超越主题的还有艾伟的《盛夏》、乔叶的《认罪书》、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张楚的《良宵》、马金莲的《长河》，它们通过车祸事件、婚外情、童年创伤、艾滋病儿和葬礼叙事完成了对“爱与罪”“生与死”等终极命题的追问。 在当下创作中，一个占据相当分量的题材是历史叙事。这是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具有广博意识和宏阔视野的标志，也是文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以往宏大的国族历史叙事不同，当下历史叙事基本上都是通过具体的个人生活呈现出来的。叶兆言的《很久以来》通过女主人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命遭际，隐含着一代人对“文革”的普遍经验与沉痛记忆。叶弥的《风流图卷》以少女孔燕妮的视角再现了“革命时代”的欲望与成长，人性的丰盈饱满和自我坚守成为对抗无常的重要防线，江南人文美学使粗粝的时代背景也多了些温婉生动的情调。韩少功的《日夜书》描述了一群知青的命运变化，当年拥有相同身份的人们后来各奔东西，生活迥异。这里有知青命运与新中国同构的“过去史”，也有他们的个人际遇与历史、现实碰撞而发生的一次次偏离。 近年来还出现了以历史为叙述主体的非虚构创作。这类写作偏重于史料、历史事件、社会调查等客观性元素，行文间体现出作者追忆的情怀、亲切的怀念和知往鉴今的深远见识。徐怀中的《底色》以50年前战地记者的日记还原了越战，题材独特，人文底蕴深厚。张郎郎的《宁静的地平线》书写了在“文革”中处于风口浪尖的一代人的残酷青春。林那北的《宣传队，运动队》通过成长经历勾勒出“文革”中的特殊产物与日常生活，展现了那个时代的多元景象。阿来的《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波澜壮阔，具有历史智性色彩，展现了“瞻对”与朝廷、政府从强悍对抗到融解的过程，传达出阿来对于原始封闭的川属藏地的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被诟病为“缺乏历史意识”的70后、80后也为历史叙事贡献了自己的才情，表明他们正在确立属于一代人的美学趣味与价值谱系。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以父亲的生活为主要线索，勾勒出贯穿新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段。“镜子”意象的引入使得时间、空间、人物关系具有了叠合与交织的多重关系。在这样的书写中，“历史”不再是明晰的，而变得模糊与不确定。也许，这就是作为“旁观者”的一代人的历史观。黄咏梅的《小姨》叙述了历史深处的大学生小姨的故事，通过小姨与俗世生活的疏离与对抗、她对师兄的想象与之后的沉默和崩溃，写出了历史的复杂性，表明作家已经有了处理历史的意识和能力。弋舟的《蝌蚪》、路内的《天使坠落在哪里》、郑小驴的《西洲曲》、颜歌的《我们家》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计划生育为背景，在关于自我青春、成长和家族历史的叙述中写出了他们及其家庭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80年代的贫瘠焦渴、90年代目眩神迷的资本市场、从小城镇到大城市的迁徙，都道出了这三十多年的变迁与转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