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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时有批评和诟病之声。有人指责作家脱离现实和社会生活，有人批评文学缺乏道德理想与价值持守，还有“垃圾”“二锅头”之说。事实上，如果潜心阅读近年来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文学性、艺术性和人文情怀上，还是在对现实的敏锐感受和对历史的反思上，现在的作品都要比以往更精粹、更强烈。这是一个重建文学精神的历程，它为时代积累了宝贵的美学经验，也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形态和文化共同体的生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运用新的叙事方式书写历史与现实 从文学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品开始告别先锋，重返现实，文本的实验性和现代性探索似乎式微。但是，在近年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作家们运用新的叙事方式，展现他们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书写。 王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写于新疆的旧作《这边风景》中加入了新的文学元素。小说有着特殊历史背景下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融和生动复杂的人性写照，同时钩沉出“四清运动”这段被尘封的共和国历史。每一章后边都有王蒙阐述旧文重发的感慨，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使小说颇具现代感。余华的《第七天》以杨飞的亡灵在人世阴间“游历”的离奇故事，道出了现实社会中的不公、腐败、堕落、黑暗、失衡。“第七天”和亡灵叙事的结构让小说具有了超越现实的气质，而当那些“新闻串烧”被余华作为虚构情节写入小说时，它们也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性和批判现实的意义。在《带灯》中，贾平凹深入女主人公带灯的感情世界，勾勒出她在处理乡村琐事、应对公共危机、面对精神之爱的内心生活。“带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光明温暖的隐喻，透露出作家面向逐渐衰微的乡村文明的美学理想。阎连科的《炸裂志》以“地方志”形式描写一个村庄在30年里变成超级大都市的过程，勾勒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自我裂变和持续发展的面影，以及复杂吊诡的“魔幻现实”。金宇澄对语言的探索令人瞩目，他的《繁花》精心遴选上海方言，写出了上海的日常生活与繁复生动的人性、物欲等万千景象。 由此看来，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仅用“现实主义”是不够的，他们以隐喻、寓言和荒诞叙事等再现了当代中国的精神镜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