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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春》的生产现场与张爱玲的政治化写作(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巫小黎 参加讨论

    三 读者参与生产的文本
    生长在洋场社会,没有任何底层生活经验的张爱玲,志愿服务工农兵,为工农兵画像、立传,如何成为可能?《亦报》里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连载小说,与写《传奇》《流言》的张爱玲,怎么会是同一个人?我认为,《亦报》里以“梁京”名义发表的小说,不同于张爱玲个人的独立著述,而是读者和作者并置在同一话语空间,读者群体深度介入,共同参与完成的文本。返回《十八春》的生产现场,便可了然。五十年代初,文学生产被强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轨道,框定在计划经济的套子里,卖文为生的张爱玲,倏忽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自由的文学市场。“服务工农兵”政治话语成为统领文艺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教条。新形势下,张爱玲改变个人偏好,给体制外仍旧按市场化模式运作、由民间资本经营的《亦报》写连载小说。按张爱玲的说法,当时是“在报上一边登,一边写,写到后来,明明发现前面有了漏洞,而无法修补,心上老是有个疙瘩”(18)。
    问题正在这里。“一边登,一边写”的文本制作过程,即是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并置在同一个话语空间的生产机制下,文学生产者的思想空间、情感空间不再完全独立,自主性和整一性受到破坏。易言之,文学消费与文学生产并置在同一话语空间时,文学消费者实际上也参与了文本生产。尽管无法准确量化《十八春》生产过程的读者参与度,但说《十八春》的故事由《亦报》读者和张爱玲(梁京)共同完成,大体能够成立。
    《十八春》刊发前后及连载期间,《亦报》读者频繁发表阅读感受,并按自己的意愿和偏好安排小说人物命运走向和故事结局。笔者收集到不少于21篇,点评《十八春》和张爱玲/梁京的长短不一的文章(19),其中有文坛耆宿周作人分别用笔名“十山”和“持光”发表的文章两篇(20);张的恋人,其时在演艺界已经小有名气的电影导演桑弧用笔名“叔红”发表的文章两篇。此外,还有《亦报》主编唐大郎的捧场,《亦报》专栏作家齐甘的品评。
    桑弧与张爱玲,一个导演,一个编剧,曾有过很默契、愉快的成功合作,1949年之前的出品有《不了情》《哀乐中年》和《太太万岁》等影片。《十八春》刊出前一天,桑弧用“叔红”的笔名在《亦报》发表《推荐梁京的小说》。1950年,桑弧编导的《太平春》公开上映,张爱玲撰写影评《年画风格的〈太平春〉》发表在《亦报》,对影片给予高度好评。(21)既然如此,不妨先看看《十八春》在《亦报》连载约半年之时写的《与梁京谈〈十八春〉》。桑弧说:
    自从曼璐设计让祝鸿才污辱了曼桢以后,无数《十八春》的读者都义愤填膺,一方面为曼桢掬同情之泪,一方面对曼璐和祝鸿才发出最黑最黑的诅咒。有很多读者写信给梁京,认为非把这一双狗男女枪毙不可,同时也吁请作者“笔下超生”,让曼桢的悲剧中止发展下去。
    我昨天去看梁京,她指着桌上的一些读者的来信对我说,她没有想到读者竟这样关心她小说里的人物的遭遇。这使她高兴,但也使她惶恐,因为她担忧人们对她有一种误解,以为她故意把曼桢陷入最悲惨的境遇,用廉价的手法骗取好心肠的读者的眼泪。
    我说,“一般读者似乎对曼璐更比对祝鸿才来得憎恨,因为鸿才的卑鄙无耻原在意中,然而人们对于曼璐的陷害同胞的曼桢,总觉得毒辣过分,不知你自己以为如何?”(22)
    一方面,读者纷纷写信给“梁京”,另一方面,桑弧直接探访作者,都直截了当向作者表明《十八春》的读者所乐意看到的顾曼桢的命运结局。何况还有“不但读者希望她(指顾曼桢——本文作者注)坚强地活下去,作者也没有权利使一个纯良的女性在十八年后的今天的新社会里继续受难”(23)的坦诚相告。与其说这是桑弧贡献给张爱玲的善意建议,倒不如说是桑弧代表读者明确替《十八春》设计好了人物的命运及其结局。前文已经说过,《十八春》还未和读者见面,桑弧就为“梁京”“在思想感情上”“可喜的进步”公开贺喜。这等于既给张爱玲洗脑,也为她的新作预先“定调”。
    另一读者的文章,一点不含糊地指出:“我也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梁京笔下的曼桢,最后应该是健康的、愉快的,让那些哀愁、怅惘、惋惜掷给那个不彻底的、妥协的、爱面子的、世均去享受吧?”(24)
    《亦报》专栏作者齐甘讲述了发生在身边的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位邻居是30多岁的胖太太,隔几天就要到他家借读《亦报》。某日,这位胖太太送还前几天借过去的《亦报》,平素和气的她,表现令人意外:
    忽然神色很有异,把报纸扔在桌上腾的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竟叫了起来:“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又把报纸恨恨地打开,指指恰巧登到第163天的《十八春》,对我吼着说,她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去!
    我明白了,她是因为《十八春》写到鸿才强占了曼桢,不胜其愤慨了。(25)
    诸如此类的小文章,频频见诸《亦报》。可见,读者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张爱玲单方面给定的人物与故事。受市场法则支配,曾以文学市场维持生计的职业作家张爱玲,大概没有理由对读者的接受反应与消费诉求爱理不理、我行我素。“再出发”的宣告业已在前,那么,投读者所好,正是人情之常。而且,时机恰好又在风云际会的社会政治转型之际,只有求得“政治正确”,文学存在和公开生长才成为可能。同时,这阶段也是作者渴望新变,寻求突破的敏感时期,诸如此类的读者反应,必定作用于文本生产。尤其是熟悉作者,且如桑弧这样的文学内行,三言两语的品评,无疑都将改变作家的运思和叙述路向等。就《十八春》言之,《亦报》读者从个人的接受期待出发,根据自身的文学经验、生活阅历,以书信、谈话和公开发表阅读感受、短小评论等多种方式深度参与了《十八春》的文本生产。换句话说,《亦报》读者与张爱玲共同完成了小说《十八春》。因此,这是有众多读者参与生产的一个文本,不可和张爱玲的独立撰述等量齐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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