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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前嵇康形象的纷纭与《文选》编选难题 萧统编选《文选》时，毫无疑问，嵇康是必然要面对的重要对象。在现存东晋顾恺之的画论批评中，以及刘宋时代刘义庆编著、梁代刘孝标作注的《世说新语》中，我们都可以见到大量关于嵇康形象与作品的评价。即使是在《文心雕龙》与《诗品》中，嵇康作品也是其进行批评的重要内容。嵇康(223～262)，作为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其生前与死后影响之大，并非偶然。嵇康所处的正始年代风云变幻，其本为曹魏宗室，痛魏之将倾，疾司马氏之无道，而当时思潮的变迁、世风的衰败，加之他个人精神气质与性格的另类，都使其对于传统与现实的思考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并清晰地反映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同时，嵇康性格的刚烈偏激、思想认识的不同凡响、内心世界的矛盾依违，造成他形象的多面性，在他生前与死后，可谓爱之者爱煞，恶之者恨死，对他的褒贬不一也是很自然的。 嵇康生前因为从精神世界到风度仪容、行为方式的不拘于俗，被称为“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③，已经出现了偶像化的倾向。《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④这些描写，显然具有夸饰的色彩。嵇康死于非命，死后遭到各种传说的仙化与神化。今传《文选》卷21诗乙“咏史类”选录颜延之《五君咏》中有嵇康。李善注引《嵇康别传》曰：“康美音气，好容色。龙章凤姿，天质自然。”⑤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人就将嵇康视为神仙中人。嵇康被司马昭冤杀，死前弹奏一曲《广陵散》，这成为流传千古的故事，《文选》卷16赋辛“哀伤类”选录刘宋时江淹的《恨赋》，描写了嵇康死前的悲壮情形：“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旸。”⑥江淹因当时也曾遭受冤案，深深同情嵇康，因此，对于嵇康含冤下狱，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情形写得特别动人，其中糅进天人感应的情景，增加了其中的悲剧色彩。 嵇康尸解的传说在他死后不久即形成。李善注颜延之《五君咏》中关于嵇康“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两句时，就引证了此类说法：“顾凯(恺)之《嵇康赞》曰：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士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静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宁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兹?靓曰：叔夜迹示终，而实尸解。《桓子新论》曰：圣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终。”⑦魏晋时代，是儒学衰落的年代，各种神仙志怪小说得到演绎与流布，造成了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的流行，即令志人类的笔记《世说新语》中也不乏这类传说。因此，关于嵇康的这类鬼怪编造也不断被推出。《艺文类聚》卷44引《语林》曰：“嵇中散夜灯火下弹琴，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黑单衣草带，嵇视之既熟，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⑧《文选》中，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这类痕迹。卷21就收有“游仙”类，收入何敬宗游仙诗一首、郭景纯游仙诗七首。 嵇康的作品在他被杀后受到追捧。《三国志·魏志》卷21《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⑨可知嵇康作品在他死后受到世人的喜好。鲁迅在《嵇康集序》中指出：“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复世，而失其录。”⑩我们可以推想，萧统等人在编录嵇康作品时，肯定见到不止一种的嵇康集。它们虽然与我们今天见到的有所不同，但基本作品应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如何进行编选是一件很见功夫的事情。 这首先并不是文学作品赏鉴的事情，而是讨论人生价值观念的过程。两汉时代围绕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评论时，发生过激烈的争议。以淮南王刘安、司马迁与王逸为代表的人物肯定屈原的为人与作品价值，而以扬雄、班固为代表的儒学中人则否定屈原作品的人格精神与作品的审美精神。可见，作品编选，无论是集部中的楚辞类、别集类，还是总集类，都充满人生价值观的在场与作用。嵇康的作品生前与死后都引起过不同的争议，生前如他的《养生论》就引来向秀的批评，嵇康为此写了《答难养生论》，死后他的为人与作品自然也引起不同的争议。肯定与赞美的居多，如《文选》所选录的颜延之《五君咏》，江淹《恨赋》、《杂体诗》，还有李充、孙绰等人的评论。不仅是文士，还有东晋名臣王导在过江后也以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作为清谈与施政的旨归。《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11)可见嵇康的思想对于东晋名臣王导的人生与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刘宋时期的颜延之所作《五君咏》，为《文选》收录，也可视为萧统对于嵇康为人与为文的一种首肯。《文选》卷21收录的《五君咏》李善题解曰：“沈约《宋书》曰：颜延年领步兵，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时。刘湛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12)李善的注指出颜延年借七贤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心态。显然，颜延年对于嵇康的个性与人格是钦佩的。梁代文坛重要人物沈约著《七贤论》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鉏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涂讬化。”(13)沈约分析了正始年代险恶的政治局势对于嵇康诗文的影响作用。这些评价，对于我们分析嵇康的思想行为与言论文章，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当然，嵇康生前与死后也受到不少人的非议。其中尤以由南入北的颜之推的批评最为典型。颜之推出身儒家，其祖父颜见远是齐代高士，“博学有志行”，曾反对梁武帝代齐，为之殉身，受到梁武帝的讽刺。(14)颜之推从明哲保身的角度出发，指责：“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15)颜之推将嵇康与阮籍、王弼诸人归入玄宗一类，认为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儒学道德，招致祸殃与非议，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学他们。由此出发，颜之推对于嵇康的养生哲学更是加以讥刺：“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慠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16)(《颜氏家训·养生》)很显然，这种看法并没有真正读懂嵇康的养生论。嵇康的养生论重在倡导一种清虚自守、不同流俗的高尚人生理想，而不是保全肉身的养生哲学。颜之推的批评，代表了由南入北的正统儒学人物对于嵇康思想行为的否定。 萧统的弟弟萧绎，也即后来的梁元帝，在《金楼子》卷一三《杂记篇》中，站在专制统治者的立场上，指责嵇康如同历史上的佞人一类，理应受戮：“成汤诛独木，管仲诛史符，吕望诛任卨，魏操诛文举，孙策诛高岱，黄祖诛祢衡，晋相诛嵇康，汉宣诛杨惲，此岂关大盗者，深防政术，腹诽心谤，不可全也。”(17)综上所述，可知萧统编选《文选》辑录嵇康的作品时，不仅是选文的美学标准，而且也涉及根本的人生价值观念。他对于嵇康作品的态度，可以说是融伦理与审美为一体的评价体系，《文选序》中提出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并非仅仅是一种选文的美学标准，而且有着深沉的人文蕴涵。联系到《文选》中对于嵇康这一类影响极大又争议颇大的思想文化巨擘的接受与评价，我们可知萧统编选《文选》时的用心深长、襟怀正大、智慧亮达。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与评价嵇康的为人与为文，站在萧绎这类统治者立场来选文，或者像颜之推那样用儒学观念来评价嵇康的人格与文章，势必遗弃不选，或者明珠暗投，留下遗恨，影响到《文选》编选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