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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种研究范式中存在的问题 把三位学者的研究放在一起看，也许更能看出他们的不同。 陈寅恪的研究是历史学，他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学肯定有价值。那么这种研究范式对文学研究的价值何在呢?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笔者宁愿相信胡晓明的观点：“诗歌文学不应仅仅被看作艺术、美学、理论的文本，而更应是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的辐集：社会风俗、伦理问题、宗教习尚、制度文物、妇女生活、政治军事事件、民族关系等等的文本。”[7]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就集中体现了用“诗史互证”方法研究唐诗的成就。从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中唐社会生活的政治、制度、宗教、风俗、道德、婚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他后来在实践中对专主考据的研究方法有所克服。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明显的弊端。文学创作是一种虚构，虽然诗歌中的写实性作品能够表达某种社会现实，但并不能完全掩盖文学的虚构性质。过分坐实，把虚构的诗歌(文学)当成有信可征的历史，对号入座，容易忽略文学的虚构性质。还有，按照陈先生的观点，只要具有史学意义的诗就算好诗，那么，论诗就完全可以不管其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只要具有史料价值，即便是押韵的文件也等同好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陈先生的研究方法容易造成所谓史实对“诗意”的伤害，容易模糊文学和史学的界限。对此，连陈先生自己似乎也有察觉：“若有以说诗专主考据，以致佳诗尽成死句见责者，所不敢辞罪也。”[8]另外，用“诗史互证”范式研究唐诗还应该提出这样的前提条件：该研究方法只对写实性较强的诗歌才有效，对与社会内容关系不大的诗歌如王维、孟浩然等的一些抒写自然的诗歌未必适用。 其实，针对陈先生诗史互证的研究范式，早就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反对最为激烈的，就是钱钟书。有学者研究，钱钟书对陈寅恪的唐诗研究范式的反对，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 钱钟书对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范式的不满之处主要表现在哪里呢?下面两则引文集中体现了钱先生对诗史互证研究范式的观点： 比见吾国一学人撰文，曰《诗的本质》，以训诂学，参以进化论，断言：古无所谓诗。诗即纪事之史。根据甲骨钟鼎之文，疏证六书，穿穴六籍，用力颇劬。然……为学士拘见而已。史必征实，诗可凿空。古代诗与史混，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说：“古史即诗。”[6] 1958年，在《宋诗选注·序》中，钱先生又一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的穿凿附会。考据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9] 从以上两则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钱先生反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诗歌(文学)与历史的学科之间的差别，意在维护诗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我们知道，文学既有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规律，我们不妨称之为“自律”，也有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相互交融之处，我们不妨称之为“他律”。这两项研究合在一起，才是文学研究的全部。作为文学的一种文体——诗歌(唐诗)有其审美的一面(这是唐诗的文学性的体现)。同时，由于诗是唐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加之以杜甫为代表的诗歌的确反映了唐代的社会内容，所以，就出现了从艺术审美角度研究诗歌和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诗歌的分野。 钱钟书反对陈寅恪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还存在着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现代文学研究笼罩在浓厚的历史学背景下，其中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学人们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诗经》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先生维护诗歌(文学)的学科性独立性就显得难能可贵。值得提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钱钟书的著作中关于“诗史”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其《宋诗选注·序》和《管锥篇》中，他又谈到诗与史的关系，已经不是一味反对，而是承认诗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映历史的真实，并提出了诗歌反映历史真实的三种方式：写实、寄意、怀古。这一方面是因为钱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自觉接受了唯物主义文艺学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钱先生在文学评论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诗歌和历史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钱先生的转变还说明，陈先生与钱先生各自主张的研究范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互补的可能性的。文学的学科独立性是在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中产生的，事实上，要维护文学学科的所谓的“纯洁性”是很难做到的，比如，钱先生自己就有意识地借鉴了文化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相比而言，闻一多的研究是文献学、鉴赏学、文化诗学等多种方法的结合，其理论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但闻先生的研究范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唐诗研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文献学派、鉴赏学派、历史学派等几个研究方向，其各自的研究对学术研究都有独立的存在价值。一个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中要想面面俱到，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所以，多元意识如果没有明确文学研究方法的“本体论”意识，很容易走向偏颇，从多元滑向一元。 三位先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唐诗研究中的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他们站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上，依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修养，为唐诗研究的现代化转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相对于古代的唐诗研究只重视考据或者只重视文献整理或者只重视点评等零碎的、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他们都在有意识地创立一种唐诗研究的新范式，所以，他们的研究都是对唐诗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