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唐诗研究的现代历史上，有三位学者必须提及，他们分别是陈寅恪、闻一多、钱钟书。这三位学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清华学人，都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都推崇杜甫，都把杜甫当成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并都留下了关于杜甫研究的重要成果。将三位学者关于杜甫的研究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杜甫的关注点、评价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研究方法的差别，反映了唐诗研究在现代学术中三种不同范式的差异。 下面，我们将分析他们对杜甫的研究和论述，以期考察唐诗研究的三种现代范式。 一、陈寅恪的杜甫研究 作为历史学大师，陈寅恪是由历史研究切入文学研究领域的。陈先生有三篇关于杜甫研究的论文，它们是《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此外，他的《柳如是别传》中涉及杜诗43首，《元白诗笺证稿》中涉及杜诗5首。在《韦庄〈秦妇吟〉笺释》《论再生缘》等文中，他对杜甫的诗也有论及。在这些著作中，陈先生对杜甫诗的引用和笺释达到信手拈来、随笔而出的程度，足见先生对杜诗的熟悉程度。 陈先生推崇杜甫，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他对杜甫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对杜诗的“诗史”的论述和他采用的诗史互证范式上。所谓杜甫的“诗史”说，是认为杜甫的一些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因而具有史料的价值。杜诗“诗史”的观点，并非陈先生所独创，早在晚唐，孟棨的《本事诗》就提出了杜诗的“诗史”说。在宋代千家注杜的背景下，从“诗史”角度阐发杜诗的大有人在。到了清代，钱谦益把杜诗的“诗史”说发挥到一个新的水平。虽然也有人批评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事事征实，不免臆测”，但不可否认，他对杜诗的解释是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实的关系之上的。陈寅恪研究杜甫，考察杜诗的“诗史”性质，明显受到了钱氏的影响，并将诗史互证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所谓的诗史互证是指：或者从诗歌中考证一段史实，或者依据一段史实来对诗歌做出相应的解释。例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他依据《旧唐书》中关于安禄山、史思明传中所谓的杂种胡以及《新唐书·回鹘传》中所言的九姓胡，指出杜甫所谓的“杂种胡”就是“九姓胡”，其根据为杜甫与安、史为同时代人，杜甫以杂种胡看安、史，实际上中亚九姓胡被称为杂种胡，证据可信。这是通过杜甫的诗歌考证出两《唐书》中的差异。又如在《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中，他通过杜诗中的句子“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结合唐代史料考证出，朔方健儿并不是指郭子仪、李光弼统帅的朔方军，而是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同罗部落。该部落勇健善斗，为安禄山厚禄招降，在安禄山攻下长安后，该部落与安禄山为伍，助纣为虐。再如，他通过杜甫的诗歌，考证唐代典籍、制度、宫廷结构等。如杜甫《哀江头》中有诗句“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他就根据唐代长安都城的建筑情况，指出“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诗者，多不得其解，乃改‘望’为‘忘’，或以‘北人谓向为望’为释，殊失少陵虽欲归家，而犹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1]。陈寅恪以诗史互证的方法来研究杜甫的诗歌中“史”的价值，在他的眼里，杜甫的诗不仅是个人生命年谱与生活日记，而且是唐代诗体年谱与历史实录，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安史之乱、藩镇胡化，以及各种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了解到唐代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人事制度和财政情况等。 诗史互证也非陈寅恪的发明，而是继承了孟子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优良传统，继承了“六经皆史”的传统，还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研究方法。陈先生的最大贡献在于把这种研究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并成为一种学术范式。特别是陈先生对诗史互证的唐诗研究范式是有理论上的自觉意识的，因为他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明确提出“思别求一新解”，这一新解就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唐诗，特别是考察杜甫诗歌对唐代历史的反映。 诗史互证的研究范式对史学是有意义的。这种研究范式为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其史学意义在于，在某些史料缺乏的情况下，经过严格考证的诗歌可以补充某个阶段的历史。诗史互证范式对文学研究而言同样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我国历来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加之我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关注现实、借助诗歌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是中国诗歌的一种优良传统。对于杜甫这样有着强烈现实精神的诗人来说，通过诗歌创作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社会发展变化，反映自己在重大社会变化时的心理感受，是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所以，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杜甫的诗歌，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