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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钱钟书的杜甫研究 钱钟书关于杜甫和杜诗的论述散见于其《谈艺录》和《管锥篇》等著述中，达二百余条，足见杜诗在其诗歌研究中的地位。考虑到我们论述的对象“现代”一词的时间限制，我们把钱先生的研究限定在1948年首版的《谈艺录》中关于杜甫的论述上。 一般研究者均知道，钱钟书在宋诗研究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一部《谈艺录》有大部分是讨论宋诗问题的。钱先生对杜甫如此关注也与杜甫诗是宋诗的源头有关，与宋代诗人大多接受了杜甫诗歌的影响有关。钱先生推崇杜甫，尤其与他个人对杜甫诗歌艺术价值的欣赏有直接关系。在其《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他明确将杜甫诗标举为中国诗的正宗。在《谈艺录》中，他更是提出“诗尊子美”，肯定了杜甫在唐代诗歌中的地位[4]。在《诗分唐宋》一文中，他论述了杜诗与宋诗的关系，指出杜甫是开宋调者；他论杜诗的境界，肯定严羽对杜诗的评价：“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唯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5]认为“诗至李杜，此沧浪所谓‘入神’之作。”[6]他称杜甫的诗是唐诗的变体，肯定杜诗的创新精神。此外，他还研究杜诗的影响，称为“少陵七律兼备众妙，衍其一绪，绪足名家”，并列举了宋代以后诸诗家学习杜甫的得失[4]。 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钱先生的杜诗研究，关注的是杜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杜诗在唐诗中的体裁变化、杜诗的艺术特征等诸多问题。总之，关注的是杜诗的艺术性和文学性等方面的内容。钱先生很少像陈寅恪和闻一多那样关心杜诗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很少关心知人论世、社会政治等“诗史”方面的内容。《谈艺录》中涉及杜诗的思想方面的内容，甚至是可以作为对知人论世评论方式提出的反证来读的。如针对历史上一贯讨论的杜甫诗歌中的爱国忠君思想，钱先生却说：“少陵‘许身稷契’，‘致君尧舜’；诗人例作大言，辟之榖迂，而信之亦近愚矣。若其麻鞋赴阙，橡饭思君，则挚厚流露，非同矫饰。然有忠爱之忱者，未必具经济之才，此不可不辩。”[6] 钱先生的《谈艺录》还采用了古代诗话的写作方式，他有意忽略诗中的本事、具体时间、地点等，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以修辞、评点、谈艺的传统诗话的继承。但他的《谈艺录》又明显融合了西方诗学的新观念，是一种唐诗研究的新范式。其中，用西方现代心理学方法阐释唐诗，就是钱先生唐诗研究的最大特色。这种阐释方法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攸同”，亦即承认在不同的作者、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共同的心理。如他在《谈艺录序》中开篇即宣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6]于是，揭示人类文化各层面的“同心之言”，便成为钱钟书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我们从他上面对杜诗的解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他举出杜诗中《至后》一篇中“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说明文学情感捉弄人、“避愁莫非迎愁”的心理悖论。又如在杜甫《哀江头》中有诗句“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宋人对杜诗的解释，以陆游为代表，侧重于将“望”字解释为“忘”，并认为是诗人情绪惶惑，不记南北。陈寅恪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考证唐代的宫阙方位，认为“望”反映了杜甫在颠沛流离中仍然眷顾朝廷的爱国心情。而钱先生针对这一问题，肯定宋人将“望”理解为“忘”仍然是有道理的，并认为他反映了杜甫“丧精亡魂”之际“衷曲惶乱”的心理。正如有学者评论说：“陈的说法是回到历史当下，回到杜甫其人，钱的说法则可以引申到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普通人性。”[7] 从钱先生对杜甫的研究看，他是以文艺学、心理学的方式在阐释杜甫的诗歌。因此，我们可以称他坚持的学术范式，是一种站在文艺学立场上，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说诗的学术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