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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唐书》卷一三○《崔隐甫》载，其任洛阳令后，“下除河南令。累拜华州刺史、太原尹，入为河南尹。居三岁，进拜御史大夫”(31)；而《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十九》“开元十四年”载：“上召河南尹崔隐甫欲用之。”(32)可见，崔隐甫是在开元十四年拜为御史大夫的。那么反推之，他任河南尹最迟应为开元十一年，那么出任洛阳令应该在开元十一年之前。从崔隐甫任洛阳令时就处斩过梨园弟子来看，梨园应该在开元十一年之前就存在了，因此梨园应该设立于开元年间而不是天宝年间。 而史料中关于开元年间梨园活动的记载那就更多了。唐代陈鸿祖《东城老父传》有：“(开元)二十三年，元宗为娶梨园弟子潘大同女”(33)；唐代薛弱用《集异记·王之涣》：“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宴会。三诗人因避席隈映，拥炉火以观焉”(34)；唐代李浚《松窗杂录》曰：“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34)；唐代范摅《云溪友议》卷上“古制兴”条载文宗时人李肱曾作《省试霓裳羽衣曲》曰：“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36)等。 宫女们进入梨园相对要迟些，大约在天宝年间。唐代胡璩《谭宾录·梨园乐》：“天宝中，玄宗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37)；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逸文》：“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38)等。除了这两类以外，还有法部的小部音声。小部音声成立的时间和成员来源均不详。据唐代袁郊《甘泽谣·许云封》“天宝改元，初生一月。……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推断(39)，小部音声应当成立于天宝年间。 由此可见，唐代梨园有一个很长的建构过程，最初设立于开元年间，在天宝年间仍然有所建设。在这点上，闻一多先生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所作的推断显然是正确的，只是他将李龟年断为梨园弟子是不正确的。而清代的施鸿保与浦起龙在梨园建制的时间上所持观点与黄鹤的一致，均不正确。 清人游鸿保虽然认为李龟年原为市井乐人，但是又言及李龟年是在梨园成立后才被吸纳进去，这显然也是与盛唐梨园成员的来源状况相悖。盛唐梨园乐人最初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从太常寺中选拔；一是从宫女中选拔，他们显然不是来源于民间。虽然后来梨园法部成立小部音声时，曾经从民间选拔乐人，如前文所提及的许云封等，但是小部音声所选的均为乐童，而且在年龄上有着严格的限制，“皆十五以下”，所以在开元年间就负有盛名的李龟年显然是不可能加入小部音声的。从现存史料来看，梨园从民间选拔乐人要到天宝末年。如白居易《江南逢天宝乐叟》：“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40)等。再如清人浦起龙认为李龟年为梨园的曲师或助教，而非梨园弟子，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盛唐时期担任梨园乐师或助教的主要是梨园中才艺杰出的乐人。比如杜甫《剑器行》序文和诗中曾言及梨园弟子公孙大娘将自己擅长的剑器舞传授给了梨园弟子李十二娘。除此以外，担任过梨园乐师的仅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唐玄宗不仅对梨园弟子“觉而正之”，而且还给他们创作新曲词，唐代窦常《还京乐歌词》：“家家尽唱升平曲，帝幸梨园亲制词”(41)；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二曲既成，遂赐宜春院及梨园弟子并诸王”(42)。杨贵妃不但经常在梨园中表演，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逸文》：“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43)，而且还亲自指点梨园弟子的表演，王建《霓裳羽衣》：“伴教《霓裳》有贵妃，从初直至曲成时。”(44)宫外的人担任梨园乐师或助教要到中唐以后。孟简《酬施先辈》：“襄阳才子得声多，四海皆传古镜歌。乐府正声三百首，梨园新入教青娥”(45)，吴融《李周弹筝歌——淮南韦太尉席上赠》：“年将六十艺转精，自写梨园新曲声”(46)等。 总之，本文通过对李龟年与梨园关系的考察，可知李龟年为盛唐著名京城市井乐人，他并没有做过梨园弟子。通过对盛唐梨园的考察，可知梨园自开元二年至天宝年间一直有建制，盛唐时梨园乐师主要由才华卓越的梨园弟子担任，除此以外，仅唐玄宗和杨贵妃曾兼任过此职；从宫廷外面选拔梨园乐师这是中唐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因此李龟年在盛唐时不可能担任梨园曲师。南宋胡仔之所以会对《江南逢李龟年》作者一事产生质疑，乃是基于宋人普遍对唐代梨园及梨园弟子等历史的误解，故质疑本身并无科学性可言，根本无须反驳。受此启发，对于唐代文学中一些重要问题，我们不妨也可以从音乐文化这一视角入手以作出更加科学的解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