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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文来看，这里的“梨园弟子”显然有着特定的内涵，指那些擅长乐器且专门为玄宗服务的宫廷乐工，而文中的李龟年则以擅唱著称，故两者尽管同时出现，但并不存在包含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关于这点，还可以从作者具体表述中看出，如“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等。可见，虽然唐人将李龟年与梨园置于同一语境下表述，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两者存在着包含关系的结论。 其实，唐代很多史料记载过李龟年，但绝大多数没有涉及他具体的乐人身份归属。如刘  《隋唐嘉话·补遗》(14)、赵自勤《定命录·魏仍》(15)、佚名《大唐传载》(16)、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17)、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18)与冯贽《云仙杂记·辨音集》“辨琴声楚声”等。(19)另外，《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20)与《新唐书》卷二二五上《逆臣下·安禄山》(21)等。因此虽然《谭宾录》载李龟年为梨园乐人，但是据《明皇杂录》及其他唐代史料作综合考证可知，此则史料并非信史；虽然在唐代史料中李龟年与梨园弟子曾在同一语境下出现过，但两者为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虽然唐代其他诸多史料有与李龟年的相关记载，但是绝大多数没有涉及梨园。所以据现存的唐代史料，我们并不能得出李龟年为梨园成员的结论，无论是将之视为梨园弟子或梨园曲师，都是对历史的误解。既然如此，为何从宋人胡仔、黄鹤等开始，围绕《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作者进行争辩时，人们总是将李龟年与梨园放在一起进行论述呢?这与历史演进中人们对李龟年乐人身份逐渐出现误解有关。这种误解虽然始于唐人，如中唐的胡璩，但在当时这还属于个别现象。到了宋代，人们对李龟年的身份出现了普遍的误解。现以与《江南逢李龟年》一诗相关的三则唐宋史料为例进行说明。 1.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歌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起第宅，僭侈之制，踰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外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间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第也。(22) 2.唐代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也。伶官张野狐觱篥，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器。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共为乐焉。惟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嗟，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23) 3.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一六：“王维”：禄山之乱，李龟年奔于江潭，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云：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皆维所制而梨园唱焉。(24) 从第一则史料来看，我们所获得的与李龟年身份相关的信息仅是：他是开元年间的著名乐人，深受玄宗的宠信，安史之乱后流落到江南，以演唱谋生，曾与杜甫相遇。这里并没有涉及梨园方面的任何信息。 将第二则史料与第一则的对比，我们发现叙述的主题有了变化，除了讲李龟年与杜甫的交往之外，还涉及李龟年与王维的关系，旨在说明王维的诗不仅为盛唐时人所传唱，如李龟年等，而且到了晚唐仍然广受欢迎，连梨园乐人也在传唱。所以尽管李龟年与梨园同时出现，但两者显然为并列关系而不是包含关系。这与上文唐代李浚《松窗杂录》中对两者的表述相似。只是随着历史的斗转星移，在唐人的表述里，李龟年与梨园的关系在不断地贴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