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结而言，关于《江南逢李龟年》的作者之争，自南宋开始，尽管人们所持立场有异同，在同一立场下对于其中的具体历史现象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始终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共识展开：李龟年与梨园关系相当密切，他不是梨园弟子就是梨园曲师。 这个所谓的“共识”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地考察过。 事实上，只要结合唐代现存音乐文化史料，我们便会发现，这个“共识”本身是谬论。 在现存唐代史料中，记载李龟年为梨园弟子的只有一则史料，它是胡璩的《谭宾录》，其原文如下： 梨园乐：天宝中，玄宗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⑨ 在此之前，还有一段： 杨妃：开元中，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逻桫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影成双凤。杨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自虢国已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受曲毕，皆广有进献。⑩ 文中所述内容在郑处诲《明皇杂录》中也曾出现过，只是两者行文明显存在着差异。《明皇杂录》原文为： 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贺怀智洞知音律。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安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逻逤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洎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奏曲毕，广有进献。(11) 将两者进行仔细对比，不难发现《明皇杂录》存在两处明显不同：一、将“李龟年”从梨园乐人中去掉了；二、把中官白秀贞献乐器的时间从“开元中”改为“天宝中”。这两部书哪个更为准确呢?虽然就成立时间而言，《谭宾录》要早点，《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胡璩《谭宾录》十卷，字子温，文武时人”(12)；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明皇杂录》“是书成于大中九年”，“大中”是唐宣宗年号。但是我们不能仅依据两书的成书时间就作简单的推断。 事实上，《明皇杂录》所载这部分内容较之《谭宾录》更加可信。首先，《明皇杂录》中音乐史料很多，涉及乐人身份的更是不少，而《谭宾录》中音乐史料只有3则，涉及乐人身份的仅1则。不仅如此，《明皇杂录》在记载乐人时，身份归属意识极强，如称王大娘为教坊乐人(卷上)，称谢阿蛮为“新丰市女伶”(“补遗”)，称张野狐为“梨园子弟”(“补遗”)等。但它仅用“乐工”来指称李龟年。而“乐工”一词在《明皇杂录》中曾多次出现过，除了指称李龟年外，还指称府县乐人，如“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卷下)、“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卷下)。同时“乐工”一词也用来指称梨园乐人，如“禄山尤致意于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补遗”)等。可见《明皇杂录》中的“乐工”并不是一个以空间为主的乐人概念，而是一个以性别为主的乐人概念，即指男性乐人。故当郑处诲用“乐工”来称李龟年而以“梨园弟子”、“教坊乐人”或“新丰市女伶”等来指称其他乐人时，至少在他或其同时代人看来，李龟年并不属于梨园。 其次，从后世人们对两则史料的转引情况来看，《明皇杂录》的认可度较之《谭宾录》要高些。以“中官白秀贞进献乐器”的时间为例，笔者对《四库全书》进行电子检索，发现转引《明皇杂录》之“天宝说”的约5篇，它们是宋代李昉《太平御览》卷五八三《乐部》21“琵琶”、宋代陈旸《乐书》卷一四五“乐图论”、宋代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七八“琵琶”、宋代陈敬《陈氏香谱》卷四“檀槽”及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六二“双凤”等。转引《谭宾录》之“开元说”的有3则，它们是宋代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五“琵琶·杨妃”、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乐器”及明代陈耀文《天中记》卷四三“琵琶”等。从文献征引率来看，人们显然更加信任《明皇杂录》。所以，虽然《谭宾录》记载李龟年为梨园弟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信史，更何况这也是唐代唯一一则记载其为梨园弟子的史料，“孤证不成证”是考据最基本的常识。因此，我们不能据《谭宾录》中这则唯一的史料就得出李龟年为梨园弟子的结论。 在唐代史料中，有两则史料是将李龟年与梨园放在一起记述的，它们是李浚《松窗杂录》及《摭异记》。由于两则史料内容相似，故仅将《松窗杂录》的相关文字征引如下： 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三章。……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