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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新近主要从英语文献获得的西方“文学”之词语史和概念史，因其主要以literature概念在英国的发展为例，存在不少缺漏和明显的不足之处。威廉斯（R. Williams）《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中的“文学”条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不少例句很能说明literature概念的某些发展阶段。然而，或许因为该书条目的篇幅所限，有些问题和重要环节的论述过于简单，甚至没有抓住重点。例句过多也带来琐碎之弊，从而妨碍了对概念嬗变的宏观把握，比如“文学”概念在19世纪的总体状况以及重要蜕变几乎未说清楚。中国学者时常津津乐道于卡勒（J. Culler）《文学理论》中所说的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说其“才不过200年”历史：“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页）。这种说法其实只是泛泛而论，不能说完全不对，却严重忽略了“literature”在整个19世纪诸多含义同时并存的现象，尤其是现代“文学”概念远未占有主导地位这一事实。在彼时《牛津英语词典》中，它也只能是几种含义中的最后一个义项，且明确说明这一义项为晚近出现的含义。卡勒的“不过200年历史”之说，最终给人留下“已有200年历史”的不准确印象。 卡勒之说多少也见之于威德森（P. Widdowson）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书名原文：Literature）。作者从其论述策略出发，以小写的literature和大写的Literature来区分历史上的广义文学概念与晚近出现的现代文学概念（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张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自有其合理之处。另外如题旨所示，该著主要以书写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来龙去脉为重点，这也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该书第二章论述literature“曾经是什么”，并号称“一部概念史”，虽然也追溯了literature的词源和历史语义，但同样以叙写现代文学概念的源头和发展为主，这就很难称其为完满的literature概念史。该章主要以英国为例来论述现代文学概念的发展，这就难免忽略“西方”文学概念发展史中的有些重要过程，并得出一些不尽人意的判断，例如（在世界语境中）把阿诺德（M. Arnold）及其弟子看做首先强调文学之“民族”属性的人（第34-35页）。威德森称，“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一个充满审美化的、大写的‘文学’概念已经流行起来”（第38页）。正是这类表述会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现代文学概念当时已经真正确立并取代了literature概念中的其他含义。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否则就不会出现诸多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并非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著作，这类著作甚至在20世纪早期也不鲜见。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尽管poetry概念与literature概念有着紧密联系，但它们在概念史上不是一回事儿，公认的西方概念史研究是将这两个概念分而论之的。威德森的舛误是，在“一部概念史”中，干脆把poetry概念当做literature概念来论述，如他自己所说：考究“文学”概念史，“稍好一点的做法也许是把‘文学’换成‘诗艺’（poetry），道理很简单，这是因为至少是整个古典时期直到18、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时代，‘诗艺’这个词才是普遍使用的术语，就像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一样。”（第26页）于是，威氏所论述的literature“曾经是什么”，便成了一部很不规范、张冠李戴、引发误解的“概念史”。道理很简单，存在已久的literature概念，彼时仍在广泛使用，且有多种含义。它既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概念，也不是当时的poetry概念所能替代的；Poetry是指诗作亦即高雅创作。威氏把“poetry”当“literature”解，故在文中大量引用阿诺德的观点（“如今主要是诗艺在陪伴我们，因为宗教和哲学将要为诗艺所替代。”“只有最好的诗歌艺术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只有在诗歌里，“我们的种族将会随着时间的延伸发现什么叫永驻常留”，等等〔第39、40页〕），以满篇“诗艺”亦即poetry概念史来证实所谓“大写的‘文学’概念”（Literature）亦即狭义文学概念之流行；混淆概念的结果是结论的模糊不清。正因为广义文学概念和狭义文学概念的混淆，才使威氏把阿诺德关于广义文学的名言“文学一直是为全世界所熟知和谈论的最好的事物”（第4页）嫁接于所谓“大写的‘文学’概念”，即现代文学概念。应该说，“纯粹的”、“排他的”现代文学概念，只有100多年历史；现代文学概念所理解的文学现象，远古以来一直存在，而概念本身却是后来才有的。 根据19世纪的欧洲对“文学”概念的宽泛界定，它是体现人类精神活动之所有文本的总称。赫尔德（J. G. V. Herder）和施莱格尔兄弟（A. W. V. Schlegel，F. V. Schlegel）都认为，诗学意义上的（狭义）文学能够展示人类文化史，一个民族的文学能够展示其民族精神。人们因此而常把“文学”定格于“民族文学”（上文的《英国文学史》和《德意志文学史》均属此类），文学史被视为民族史亦即国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念在19世纪的明显变化，使不少科学史家干脆将19世纪视为现代文学史纂之开端，且首先体现于如下三个重要方面：（一）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细分出具有艺术性的美文学，这就出现了“文学”概念的重大变化；（二）新的“历史性”观念在黑格尔那里达到顶点，视历史为发展过程，其意义见之于过程，文学的发展及其意义同样如此；（三）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文学史纂的接受者也出现了从学者到一般读者的变化，文学史的书写形式和风格也随之而变。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文学史越来越多地被看做文学史编纂之建构品，并依托于不同的方法选择。由此，文学史便逐渐从根本上同其他科学门类或科普著作区别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