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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与那些自封的“革命文学家”们论战时，鲁迅曾向他们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25)鲁迅之所以这样提问，是有他的理由的。第一个理由当然是未来的事本来未可预料，所谓“最后的胜利”谁能确切地保障？当时“大革命”尚未到来，前景就更加渺茫，何况革命中间还会有流血，有牺牲。第二个理由更加确切，叶赛宁、梭波里、勃洛克等投身革命的诗人已经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而真正的大革命、大时代也确实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那些希望一个晚上就能“奥伏赫变”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文学家们是否能有勃洛克们这种气魄，这种真诚，明知道直接扑向疯狂的三套车的车轮下就是直接奔向必然的死亡，但他们还是奔向了人民？是否能够像叶赛宁和梭波里那样，“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26)。带着这样的疑问，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中，思路与其对手们颇有点不同，他不太关心革命文学的内容、性质、对象等理论性的问题，而是关心两个互相连带着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作家是否真诚。鲁迅十分赞赏勃洛克，就因为他对“大革命”有“真的神往的心”，“呼唤血与火的，咏叹酒与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诗《十二个》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心”(27)。他批评广东的所谓“革命文学”，想到的也是这“革命文学”是否是“心中流露的东西”。“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28)。另一个问题则是反对投机。鄙薄与反对投机，这是鲁迅一贯的性格与主张。在后期信仰的转型与建构中，鲁迅的这一性格和主张体现得更加显著。他在谈到文学家与革命的关系时曾告诫人们，“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29)。他在谈到革命中的牺牲时也说：“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30)所以，鲁迅赞美革命家的牺牲：“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时也指出：“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31)这两个问题的中心点其实就是投身革命的动机如何，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还是看到了前景的诱惑？ 当然，提出这样的问题，鲁迅并非是要与那些自封的“革命文学家”们刻意为难。正如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为了“煮自己的肉”一样，鲁迅提出这样的问题，根底里还是为了检测自己的内心，还是要做出自己的回答。鲁迅在自我信仰转型时期，不断地提到叶赛宁、梭波里的死亡，提到勃洛克的“突进”与“受伤”，不断地告诫人们真正的革命有流血、有污秽，从这些现象上可以看到，鲁迅自己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可以这样说，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鲁迅看到了“大时代”与“大革命”的即将到来，所以他说：“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32)而苏俄十月革命前后一段时期苏俄文坛上的“诗人之死”现象，也使鲁迅深切地预感到自己这一类知识者的献祭的运命。鲁迅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了献祭，哪怕是要“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如果说绍兴会馆里，鲁迅听从朋友的力劝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是在绝望中的对绝望的反抗，那么，1927年前后一段时期的鲁迅在轰毁了自己原来的进化论信仰之后，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的战士，从一个个性主义者进到集体主义者，则显然是一种充满着献祭精神的主体的自我选择。克尔凯戈尔曾经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指出，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信仰才是真正经受得起考验的信仰，那么，像鲁迅这样，建立在献祭精神基础上的信仰，无疑是一种最为纯粹的信仰。没有利益的牵引，也没有得失的考量，有的只是自我牺牲的对运命的承担，这些恰恰也是后期鲁迅信仰转型之后，为什么能在左翼文学阵营中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精神，抱持个人的独立人格的一种重要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后期鲁迅信仰转型与重构中的这种特性，虽然来之于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诗人之死”现象的直接启示，但它与鲁迅对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历史中间物”的使命的思考，对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过客”的历史宿命的思考不仅息息相关，而且也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一个文学家，每在自我精神发生重大状况时，鲁迅都会构建起一个鲜明而独特的意象来象征性地宣示自己的生命体验，“历史中间物”、“过客”与“诗人之死”就是这样具有标志性质的三个递进的生命意象。关于“历史中间物”的思考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过客”的思考发生在1925年，也就是鲁迅的心灵处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最为寂寞而焦虑的时刻，而对苏俄文坛“诗人之死”现象的兴趣与关注也就在其后的一二年中发生，这时恰恰也是鲁迅的世界观发生极其剧烈的转变的时候。其中无论是“历史中间物”，还是暮色苍茫中的“过客”，都不是历史的“旁观者”(鲁迅就明确地指出叶赛宁和梭波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历史的参与者、弄潮者，但“历史中间物”只是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的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幸福合理地度日”，他的运命中没有光明的享受，而是当生命的力量使尽时，就粉身碎骨地死在闸门的重压下。“过客”的命运也是如此，他的前面也许是坟也许是花园，他听从前面声音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其实，已往的经验已经告诉“过客”前面就是坟，但“过客”甚至憎恶这花园的温馨美丽，宁愿筋疲力尽地倒在荒郊野外的坟场。叶赛宁、梭波里、勃洛克等“诗人之死”的结局，可以说更是活生生地验证了鲁迅对“历史中间物”和“过客”命运的预感。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鲁迅一贯主张“壕堑战”，反对青年们做无谓的牺牲，这是鲁迅与恶势力抗争的一种战术意识，是鲁迅在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理性的表现。但这种战术意识和日常理性从来没有妨碍过鲁迅在心灵层面对大精神、大人格的追求，在形上层面对生命价值的崇高性的确认。从“历史中间物”到“过客”再到“诗人之死”，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对于精神自省的强烈的自觉性，而且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内心深处那像地表下熔岩一样涌动不已的生命激情。在这种意义上，或者说从“历史中间物”、“过客”、“诗人之死”这三个意象的精神内质的相似性与联系性中可以断言，鲁迅后期信仰的转换，与其说是一次飞跃，不如说是一种顺承，一种发展。对鲁迅而言，信仰的内容变了，但信仰的方式与信仰所赖以存在的生命激情则依然如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