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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上述苏俄诗人及其命运是熟悉的。1926年至1930年间，鲁迅曾细致地阅读过勃洛克的作品，并且为胡斅译的《十二个》写过序言；在理论上他曾阅读过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其他一些苏俄文学的评论文章，而且翻译过其中的一些著作与篇什，如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中的勃洛克专章等。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对十月革命前后一段时间的俄罗斯文学有十分精彩的评论，尤其是对叶赛宁和勃洛克等俄罗斯诗人热情地投身革命但在革命胜利后又失望于革命的现象，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深刻的剖析，关注的焦点则在于旧的诗人如何在新旧时代交替时不仅讴歌新时代而且融入新时代。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之时，鲁迅被新兴作家们打上旧时代作家的代表人物的徽号，对此，鲁迅并不否认，甚至以此自豪。鲁迅所讨厌的是那种“唯我独革”的嘴脸，是那种关起门来“革命”拒绝同路人跟着走的激进态度。鲁迅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转换而新生未生、旧的未去的时代，自己的旧的信仰确实被血淋淋的现实所轰毁，自己愿意追随新的时代前行。但正如鲁迅当年在S会馆里同钱玄同对话时的心态，对于旧的，自己的信念是坚定的，但新的属于未来，未来的事物对于每一个前行者而言都是未知数。虽然自己不能以自己的确信折杀了未来，但对甘心情愿追随时代前行的自己的未来将是一个什么状况，这是鲁迅这种所谓“生性多疑”、喜欢刨根究底的人所必要弄明白的。所以，作为一个愿意追随时代前行的旧时代的代表者，鲁迅不能不深切地关注在时代大潮中那些自愿前行的旧时代代表者的命运，这也许就是在“革命文学”论战中，尽管当时由苏俄传入的理论资源多种多样③，但仅仅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理论家和叶赛宁、勃洛克等俄罗斯曾经的“革命诗人”特别使鲁迅感到兴趣的原因。而且可以说，正是叶赛宁、梭波里、勃洛克以及后来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死亡这一非常态现象，深深地震撼了鲁迅的心灵，鲁迅曾说：“‘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④这种表述虽然语气平静，但确实证实了叶赛宁、梭波里的自杀促使信仰转换中的鲁迅对“革命时代”、“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的历史宿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得出了自己与众不同但发人深省的结论。 革命时代是一种大时代，激动人心的时代。伟大的诗人往往有一颗永不安分、永远冒险的灵魂，厌恶平庸、刻板、没有惊涛骇浪的生活。那些旧时代的诗人们之所以投奔革命，向往的其实就是革命时代剧烈动荡与变化的大气魄、大精神。勃洛克曾经对“革命”做过这样的定义：“改造一切。力图使一切变得崭新起来：使我们那虚伪的、污秽的、苦闷的、不成体统的生活变成公正的、纯洁的、愉快而美丽的生活。”“这类想法自古以来就深藏在人类灵魂与人类心灵之中，当它们挣脱束缚自己的桎梏并以汹涌澎湃的洪流摧毁大坝，冲决无用的堤岸时，这就称之为革命。规模较小，程度适中或者层次更低级的现象——被称之为骚乱，造反和变革。但是，这被称之为革命。”⑤鲁迅也曾用力度的“大”和“小”来划分“革命”的时代。1927年4月8日，鲁迅应邀到广州黄埔军官学校讲演“革命时代的文学”。在谈到“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时，鲁迅很风趣地用猴子进化到人类的故事做比喻，说明“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至于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则明确地指出“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在鲁迅心目中，当时广州的“革命”其规模和力度还不是真正的“革命”，至多也只能是“小革命”，因为它并“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鲁迅接着直截地批评广东的文学形势，指出“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⑥。可见，鲁迅尽管身处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在“革命”骨干力量的培养学校做演讲，但他并未忌讳言说自己对当时广州已经十分热闹了的所谓“革命”的观感与思考，这种关于革命规模、力度乃至性质的“大”与“小”的思辨，显然是从勃洛克那里得到了启示。 在这个讲演中，鲁迅表面上谈的是文学，其实表达的是他透过“革命文学”的诞生所得到的对“革命”的理解，这一点对观察鲁迅思想或者后期信仰的转换最有意义。鲁迅认为革命与文学有三种关系，三个阶段：“大革命”之前，没有“革命文学”，有的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大革命”之中也没有“革命文学”，因为“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大革命”以后才有“革命文学”。“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余裕了，这时候又产生文学。”“这时候的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⑦。鲁迅关于“革命文学”产生的条件与机缘的观点是否妥当，姑且不论，在此应该关注的是，在鲁迅的心目中，何谓“大革命”？在谈到“大革命”前的“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鲁迅指出这种文学有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叫苦无用就沉默下去，甚至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如埃及、阿拉伯、波斯和印度，一种是那些“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后来在谈到第三个阶段即“大革命成功后”所产生的那两种文学时，鲁迅更是明确地将中国与苏俄相提并论，“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但是，“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家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⑧。讲到大革命兴起前的“怒吼的文学”是以苏俄革命前的文学作为例子，谈到大革命成功后的“革命文学”仍然是以苏俄革命后的文学作为例子，可见，在鲁迅的心目中，所谓的“大革命”就是苏俄式的革命，反过来也就是说，只有苏俄式的“革命”才能配称得上是“大革命”。所以，勃洛克曾引用丘特切夫的诗句来欢呼“我们俄罗斯人正在经历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⑨，而鲁迅在谈到勃洛克与苏俄革命的关系时，也特别突出的是苏俄革命的规模、力度与性质的“大”。他认为“勃洛克独在革命的俄国中，倾听‘咆哮狞猛，吐着长太息的破坏的音乐’。他听到黑夜白雪间的风，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彷徨，会议中的讲嫖钱，复仇的歌和枪声，卡基卡的血。然而他又听到癞皮狗似的旧世界，他向革命这边突进了”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