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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的创造性复归——唤醒古老的“结构”之“体” 事实上，“体”在先秦元典中的原始意义本来就有“结构”这一层面的内涵，而且它关注的正是生命、身体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比如《墨子·经上》有：“体，分于兼也。”“分”是将整体区分为不同的部分，“兼”是将各个部分总合成统一的整体，而“体”则在“分”与“兼”之间。再如《孟子·告子上》云：“人之于身也，兼所爱。……体有贵贱，有小大。”此处的“体”指身体的各个部分，一如《庄子》所说的“百体”(《田子方》)，包括元首、“四体”等；同时又指由“百体”构成的全身，一如孙奭疏云：“一身合而言之谓之体。”(39)“体”既有整体、部分两个层面的内涵，那么，“结构”就必然成为“体”字的应有之义。《释名·释形体第八》曰：“体，第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次第也。”(40)它强调的正是生命之“体”的内在构成及其伦序。其实许慎在注“体”时所使用的两个字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意涵：“總，聚束也”(41)；“属，连也”(42)——生命的完整存在是由身体的各个部分“總”“属”而成的。可知“体”有连接、弥纶、统合等动词意义，表征“合则成体”(《庄子·天运》)的动态过程和有机结果。如《小戴礼记》就有“体异姓”(《文王世子》)，郑玄注：“体，犹连结也。”(43)经“總”“属”而成之“体”又自有其结构特征，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三十二年》云：“体有左右，各有妃耦”，《国语·晋语一》亦云：“贰若体焉，上下左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体”关注的正是全体与部分之间完整而又连贯的关系，是首尾、表里、上下、左右、主次、大小之结构。 可以看到，“体”在先秦元典中原本就有“结构”之义。而文学领域内的“结构”之“体”，不过是向“体”的原始意涵的创造性复归。因为在似远又近的轴心时代，诗性的、生命的“体”早已启示了“结构”这一含义，并且与世界上几个互不相识的古老国度里那些伟大的思想神秘地呼应着。只是到了后来，“结构”之“体”反而被淡忘了，人们津津乐道于“体裁/体势/体貌”的三段论，却忽视了保证文体之统一的那个“结构”。而在西方，那些把文章比作人体的文学批评大多“不过是偶然的比喻，信手拈来，随意放下，并未沁透西洋文人的意识，成为普遍的假设和专门的术语”(44)。西方文论对“结构”、“有机体”的认识则更是逐渐恢复了organic的本义——器具、机械，遂离原始的诗性生命越来越远。这样一来，西方的有机便沦为无机了；相对而言，东方虽无体却也有体了。 因此，“结构”作为“体”的最原初的应有之义，而今应当在“文体”范畴内得到重现、更新与再生，并与西方文论中的“结构”观点以及“有机统一体”概念于后轴心时代的复杂语境中宛转徘徊、相互赠答，用那种永动的生命力去含纳逻辑结构的擘肌分理，用那种“近取诸身”的诗意去包容理性体系的条分缕析，或许最终可以成为连接东西、融贯新旧的枢纽与佳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