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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世纪30年代，随着“左联”的成立，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作家们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也明显由否定与批判转变为多是肯定与赞扬。如钱杏邨一改过去对鲁迅和《野草》的评判与否定的态度，他在1930年2月发表《鲁迅》一文，在分析《野草·题辞》中“地火在地下运行”一段话时，就肯定鲁迅说：“他的心是日夜为被封建势力残害的大众燃烧着，他很坚决的体验到封建势力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崩溃，同时，也‘朦胧’的认识了新时代的必然到来。”[7]此外，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野草》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如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中称赞《野草》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认为“鲁迅先生的描写深刻，具有讽刺情趣的杂感文和神秘的象征的诗的散文也还没有第二人能及”[8]。这时期值得注意的鲁迅研究著作是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一书。该书第四部分“鲁迅之杂感文”中有专门论《野草》的一节。并对《影的告别》《希望》《立论》《这样的战士》《复仇(其二)》《死后》《淡淡的血痕中》等篇作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如认为《影的告别》是“一篇表现向往和舍弃的，但却带上了一层甚深的悲哀的色彩，还有一种幽怨的光景”。《立论》是“在为言论争自由的，它将幽默与讽刺，合二为一”。《这样的战士》是“描绘一个理想的奋斗人物，他有鲁迅所常谈的韧性。……技巧像内容一样，是毫无空隙的朴实渊茂的一首战歌”。《复仇(其二)》是“借耶稣的故事，说人们对改革者的迫害的……篇幅虽小，是一篇颇为伟大的作品。其庄严，沉痛，壮美，应当认为鲁迅有数的杰作之一”。此外，李长之认为《野草》是“散文的杂感”而不是散文诗。他认为《野草》“重在攻击愚妄者，重在礼赞战斗，讽刺的气息胜于抒情的气息，理智的色彩几等于情绪的色彩，它是不纯粹的，它不是审美的，所以这不是一部散文诗集”。虽然其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既有对《野草》集的整体把握，又有对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这是对《野草》研究的深入。此外，开始有人专门评价《野草》的艺术特点。如赵艳如的《讽刺性十足的〈野草〉》，分析了《野草》中的《秋夜》《狗的驳诘》《立论》和《这样的战士》，指出作者的“作风特殊，字句尽是这样流丽，滑稽，而意义颇深……只看到他的字面，始而发笑，你若真的看懂了时，明白了他的含义：‘人生的虚伪，社会的黑幕’都在他的字里行间暴露出来，你一定会由恐怖而苦笑了”[9]。 鲁迅逝世至建国前夕，《野草》研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顽强地开展并不断深入。1940年10月，聂绀弩发表《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从鲁迅的心态和抒情特点来分析认识《野草》，认为：“《野草》中间所表示的绝望，是真实的绝望以上的绝望；表示的憎恨，是真实的憎恨以上的憎恨；而他所看见的黑暗，也是真实的黑暗以上的黑暗；所感到的寂寞，更是真实的寂寞以上的寂寞。……觉得天下事无一可为，也不知如何为，而偏又不能不为。为则四面碰壁。扶得东来西又倒，甚至连自己也被淹埋在唾骂中；不为又目击一般‘造物的良民们’，生而不知如何生，死不知如何死，生不如醉，死不如梦，而人类的恶鬼则高居在这些活的尸骨，死的生命上饕餮着人肉的宴席。而自己偏是这些良民中间的一个，而自己偏是这些良民中间的觉醒者!婉转呻吟，披发大叫，遍体搔抓，捶床顿足，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为什么，要什么。……《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忠实的反映。”[10]把鲁迅这一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启蒙思想先驱面对强大的封建传统文化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时的绝望、憎恨、寂寞与无奈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感与心态描摹得深刻而到位，揭示出《野草》的抒情特点并把鲁迅思想的发展同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的变化联系起来。1945年9月，荃麟发表《鲁迅的〈野草〉》长文，站在社会发展进程与鲁迅思想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野草》。赞扬《野草》写得“精美坚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实无人足以比拟”。认为“这集子里所收的每一篇，都可以说是最真实的诗篇，是作者从当时个人生活所遭受的惨痛和激动中所直接抒发的思想情感的结晶。在这里，我们所感到的是种热辣辣的火与剑的情感，一个单枪匹马在重重黑暗包围中坚韧不屈地战斗着的战士底情感”，“作者锐利的笔不仅直刺入到这个民族最致命伤的地方，作着无情的刺击和剖抉，而同时也刺入到他自己的灵魂深处，在剖抉着自己”。认为《野草》所表现的思想情绪：“第一是对於迫害者决绝的憎恶与仇恨和对於被迫害者人性被歪曲与麻痹底悲悯与愤怒；第二是在孤军作战中战士的绝望底悲痛；第三是郁积着底战斗热情与希望”。认为“在《野草》中间我们感受的那种愤怒，绝望，悲痛，与其说是鲁迅先生个人的愤怒与悲痛，无宁说是历史的愤怒与悲痛。这些灿烂的火花与其说是从鲁迅先生个人的思想情感中间迸发出来的，无宁说是从历史矛盾的斗争中迸发出来。《野草》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从麻木到甦醒过程中那种痉挛的状态”[11]。文章把20世纪20年代沈雁冰提出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明确为反封建的社会批判和灵魂的自我解剖。此文是建国前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的立场对《野草》进行系统研究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为建国后直至新时期的《野草》研究定下了基调。 建国以后，研究者们致力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野草》。1954年，泥土出版社出版了卫俊秀的《鲁迅〈野草〉探索》，这是《野草》研究史上第一部研究《野草》的专著。该书从革命叙事角度，与鲁迅的其他作品相互参照，逐一分析《野草》所收的每篇散文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由于作者把《野草》定位为“‘革命人’在战斗中的抒情诗”，所以在具体分析中有时带有“左”的时代印痕。不过，这部解析性的著作在帮助一般读者理解作品上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1955年，冯雪峰的长篇论文《论〈野草〉》在该年《文艺报》第19和第20期连载。该文把《野草》所收作品分为三大类进行逐篇评析。在赞颂鲁迅积极的批判和战斗精神的同时，也指出在《野草》中表现出了作者的“暗淡情绪和思想矛盾”。这种矛盾产生的直接客观原因是“感到目前的黑暗势力很雄厚，而对于将来又觉得有些渺茫”。而就鲁迅自身主观的思想根源看则是由于“以他当时的世界观，他已经不能正确地把握当时的现实发展，明确地认识革命的前途。……作者当时由于只有片面性的辩证法，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站在革命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上，因此，对无产阶级及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就不能有明确的、充分地认识和估计。应该说，作者前期世界观的局限性主要就表现在这里。他有时会感到孤独和空虚的思想的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野草》中这些作品所表现的这种矛盾的思想状况，非常鲜明地反映着作者当时所体验的深刻的思想苦闷和强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而且，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寂寞、空虚和矛盾的痛苦，也包含着由于他当时同革命的主力还没有建立起具体的真正联系而来的寂寞和不安。……作者所感到的空虚和失望，从思想上说，是由个人主义的思想而来的。作者的矛盾和痛苦，反映着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立场在他那里发生着动摇以及他自己对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些带有强烈时代政治印痕的观点在当时被学界认为是《野草》学理研究上的突破性的成果。实际是开了以革命的政治标准先把鲁迅“拔高”为“革命人”，然后再以此标准来批评他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思想局限的先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