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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丁玲的文学批评活动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经历由认同批评到政治化批评，再到自由民主批评等发展阶段。由于丁玲身上永难磨灭的“五四”精神印记，她的文学批评即便在充满政治化大批判的极“左”年代也始终葆有鲜明的人道情怀、现实关注及独立自主与诗性发现的“五四”精神。这既是现实形势发展和文学创作演变在批评中的反映，更体现了丁玲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坚守，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以深刻启示。 关 键 词：丁玲/文学批评/政治化批评/“五四”文学精神 作者简介：陈娇华，女，湖南郴州人，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丁玲很少撰写专题性文学批评，她的批评思想和言论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散文、杂论、书信、演讲稿，包括序、跋和刊物“编后语”等当中，批评活动贯穿几乎整个20世纪，留下大量的批评性文字和文学评论[1]。学术界对此虽有研究，但整体把握尚有不足，许多仍停留在丁玲的“十七年”政治化批评及其新时期初对“伤痕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批评等极“左”印象中。事实上，作为深受“五四”新文学教育和影响的作家，丁玲的批评思想很多时候是复杂暧昧的。不过仔细辨析，不难从中寻觅出一条不变的思想红线，那就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追求与坚守。 一、认同批评：呼唤人道情怀与现实关注精神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丁玲呼唤和期待同情、理解的认同批评阶段，也是批评开始转向倡导“文学大众化”阶段。作为一位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丁玲主要以作者身份发表对于当时批评界失望、不满却又希望、期待的复杂心情。首先是对批评者的冷漠和不负责任的失望与不满。丁玲坦言不希望批评者向她“唱过分的、不切实的赞歌，也不希望那些……含混的、不负责任的攻讦”[2]3。而是希望他们能忠实坦白地说出意见，但三年来收获的却是失望。“没有一个人拿出真正的态度来加以批评”[3]1。丁玲为此伤心、失望。其次是呼唤同情、理解的批评。丁玲早期批评与创作相类似，也是为了摆脱寂寞状态，渴望得到理解、承认。希望批评者能够理解她创作的认真和诚恳，给予“作品缺点的指示和纠正，无论表面上的，技巧上的，思想上的”[2]10-11。《我的自白》短文先后五次提到“批评”(批判)一词，鲜明体现出渴望得到批评的急切心情。此外，希望批评能够如同旗帜、火炬，不仅鼓舞指导创作，还能给读者以正确认识。她恳请大家看了她的作品后加以批判，给她“进取的力量”和“精进的机会”。反之，如果觉得她给了读者很坏的影响，也应痛快地予以“驳斥和攻击”，给读者“一个正确的认识”[2]10。从这些充满焦灼情感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丁玲呼吁的其实是一种被乔治·布莱称为建立在同情、理解基础上的“认同批评”。它充满热情，与创作互为一体，以不同的艺术形式传达主体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思考，即“对于客观的作品的外在判断被一种参与所取代，即参与这部作品所披露和传达的纯主观的运动，然而，这种参与并不是在作品中淹没，而是作品在作品之外的重新开始”[4]。丁玲期盼批评理解和鼓舞创作，帮助和指导读者认识社会，发挥“为人生”的现实战斗作用，体现出对“五四”人道情怀和现实关注精神的执著坚守。 30年代初，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出任《北斗》主编，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批评观念发生改变。她开始以作者兼编者双重身份谈论文学批评，主要结合左翼文艺思想引导和期待创作与批评，注重从作者的阶级立场和作品的题材主题方面考察和评论作品。一方面，抱怨和不满批评界误读或瞎捧自己作品，希望得到一些符合实情的评论，对评论者“硬拿”《韦护》作为普罗文学批评“觉得冤枉”。另一方面，又以文艺工作者(编者)身份引导和期待批评。她主编《北斗》，刊载许多理论批评文章；注意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大力推介工农作家的大众化作品；主持两次《北斗》征文讨论，倡导“文学大众化”，指出“文学大众化应如何实践，是现阶段文学运动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2]22。这些对于动员作家反映时代变动、创作大众化作品及“在大众中发展新的作家”等起了一定作用。 然而，即便在倡导“文学大众化”的30年代初，丁玲的文学批评仍隐现着对人，对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充满同情、理解的人道情怀和现实关注精神。其一，对“文学大众化”的独特理解。一方面，丁玲强调作家“化大众”而非作家“大众化”。强调作家要“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3]10。在丁玲看来，“文学大众化”主要指作家设身处地想大众所想，说大众所说，真正使作品反映大众真实情感，为大众服务；而不是要作家蜕变成大众，放弃自我和知识分子立场。另一方面，在谈到“怎样大众化”问题，丁玲始终坚持“投进去”的体验立场。她说：“要产生新的作品，除了等待将来的大众而外，最好请这些人决心放弃眼前的，苟安的，委琐的优越环境，穿起粗布衣，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为他们，同时就是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艰苦的斗争。”[3]9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家要“投入”工农兵生活，才能感同身受写活他们；二是“深入生活”有助于拓展题材及理解和把握大众生活、思想、情感，从而创作出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因而深入体验大众生活，既是“为他们”，也是“为自己”。 其二，与理论上的大众化倡导相悖反，丁玲的大众化创作尝试陷入困境。随着30年代初现实形势发展，早期《莎菲女士的日记》式创作模式陷入困境，丁玲为此一度很苦闷，只勉强写了一点。后来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创作了《水》和《多事之秋》，然而不是“潦草的完结”，就是“宏愿的失败”。“觉得材料太多”，“没有力量，把它集中和描写出来”[3]12。可见，即便能一条条列出“怎样大众化”的经验体会，但创作实践中仍未找到最佳感觉，只好慨叹：以后“不想再写长篇了，潦草，夭折都使我难过”[3]17。特别是谈到创作体会，仍强调主体要“爬进每一个人物的心里，替他们想，应该有哪一种心情”，“对于一切现象，都应该去观察、去经历、去体验，因为只有在经验中，才能得到认识”[3]12。不难发现，丁玲探讨理论批评时是时代需要和阶级理性占主导，因而能条分缕析“怎样大众化”的措施；而一旦贴近创作，身为作家的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便会涌现，《莎菲女士的日记》式“投入”体验就会重新被激活，不自觉流露出对人物同情、理解的人道情怀，呼应早期批评精神。 更重要的是，“文学大众化”的倡导是对“五四”“为人生”文学精神的丰富和拓展。“左联”成立后，确定了为求得新兴阶级解放，发现和培养工农作家，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等行动总纲领。这个时期，丁玲一方面呼唤评论者关注和重视大众化作品；另一方面自己也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关注和推介大众化作品，发现和扶持工农兵作家，培养大众化文艺队伍。《北斗》二卷三、四期合刊就刊载了三篇新人新作，认为“出之于拉石滚修马路的工人白苇君，从工厂走向军营的炮兵叔周君，以及从事于工农文化教育工作而且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慧中君之手，这是值得特别推荐的。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并给予批评”[2]22。“因为这里面更能反映大众的意识，写大众的生活，写大众的需要，更接近大众，为大众所喜欢；同时也就更能负担起文学的任务，推进这个社会”[2]20。显然，这是左翼文学精神在批评中的体现，也是“五四”时期表现并探讨人生，且有益于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丰富和拓展。 如果说丁玲最初是以作者身份发表对于批评界的失望，认为责任主要在于批评者缺乏对创作的同情与理解；那么30年代初丁玲主要以批评者身份评介和引导创作，指出作家要“用大众做主人”，“不要使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不要自满，应该接受正确的批评”[3]10。主体立场、身份的变动，预示着丁玲批评思想在酝酿变化，正在向着关注和引导文学大众化方面转化，这既是社会情势变化发展的反映，也是丁玲一贯的现实关注精神在批评实践中的深化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