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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民主批评：倡导百家争鸣与批评反批评的批评精神 “文革”后的新时期，整个文艺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重归“五四”文学精神。复出文坛的丁玲满怀激情，大力提倡韦护精神，呼吁“面向红尘，面对现实，使用多种武器，克服障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7]92。这是丁玲文学批评最活跃最丰产的时期，曾经被抑压和沉潜在政治化批判中的“五四”文学精神得到尽情释放。但由于丁玲的个人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由于文学体制秩序和权威的已成定局，特别是权威意识形态在“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含糊与保守态度[10]，使得丁玲文学批评呈现出繁复驳杂状貌。一方面以作家和评论家身份反思极“左”文艺批评，呼唤真正的文学批评，倡导百家争鸣、批评反批评的自由民主批评精神，体现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坚守与传承；另一方面在批评“伤痕文学”和现代派文学方面又表现出文艺观的“保守”，被誉为文艺界“红衣主教”。 然而，仔细辨析丁玲这个时期的批评，不难发现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坚守仍是核心思想。在丁玲看来，“批评工作是革命工作，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是反封建的利器。批评工作要大胆，思想要解放，要独立思考”[7]143。具体来说，其一，反思和否定极“左”文艺批判。认为那时“没有真正的批评，批评只是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里”[7]117。反对以集体形式、行政手段干预文学批评[7]106。其二，呼唤对具体作品研究的真正负责任的批评。认为新时期初文坛对评论重视不够，对青年作家创作一味叫好，对老作家创作则冷漠沉寂，呼吁关注和鼓励老作家创作。强调对具体作品的研究，“真正吃透自己要想评论的作品”，才能产生同情理解的深刻批评[7]452。其三，倡导百家争鸣与批评反批评的自由民主作风。丁玲从多方面探讨了批评的自由民主问题：第一，批评家之间要百家争鸣，发扬自由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主张大家来写文章，各抒己见，开展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只停留在开会上”[7]117。第二，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也要形成批评与反批评的民主风气。作家欢迎具体的批评，“批评家可以畅谈自己的看法”，不必要求完全正确。如果“批评得不对，谁也可以反驳”[7]117-118。第三，批评家、作家与领导之间也应允许批评与反批评。允许作家和批评家发表作品，“即使有错误……即使与领导上的意见不相同，不一致，也应该允许发表”，“不搞家长制，一言堂”，“领导同志也有评论的自由。作家不同意，也可以反批评”[7]117-118，等等。 关于对“伤痕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批判。这是丁玲本时期批评活动中最遭非议的事件。如果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仍是“五四”文学精神在丁玲批评中的实践与体现。首先，对“伤痕文学”的批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极“左”政治化文艺思想的回潮，只许歌颂，不准暴露。但从文学的内里精神来看，实质是对表现并且讨论人生诸问题，而且要指导人生、展示理想的“为人生”“五四”文学精神的承续与发扬。丁玲认为文学应当贴近现实，反映人民生活，应该“批判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她对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说：“文学，一定要能鼓舞人顽强地生活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好一些。生活总不是一帆风顺，总有斗争，有胜利，有挫折，文学要鼓舞人们勇敢地到生活里面去……要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提高一些，更丰富一些”，让人看了以后，“从心里自然萌发出对美好高尚事物的向往”[7]292-293。由此不难理解她肯定《牧马人》中许灵均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那样爱国，对祖国充满了希望，和共产党员具有同样的感情”；赞赏《洗礼》“写了一个共产党员怎样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里面，从自己受了伤的泥坑里面觉醒过来……思想提高了，终于成为一名好党员”[7]295。批评《人到中年》“没有把人民之间的感情写好”，“应该把世界写得更有希望一些”[7]114，等等。 其次，对现代派文学的批评。丁玲多次以“……但……”转折句式表达她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偏激看法，如“外国现代派艺术的某些长处我们可以吸收，不要一概排斥；但我认为我们文学的优秀传统，我们文学的主流应该还是现实主义的”[7]26。这是丁玲以自己熟悉和推崇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标尺去批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现象，属于典型的“跨元批评”。但应当看到，这些批评大多发表在1983年清除“精神清污”前后，其中也不乏她迫于形势及自身问题考虑的权衡因素。事实上，在1983年给陈学昭的私人信件中，她就坦陈：“文学作品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和表现方法，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读者。只要能引人向上，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的，就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6]219体现出对包括现代派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的开放与包容心态。尤其是她一手经办的《中国》杂志成为现代派作品的重要发表阵地，推出了刘索拉、残雪、格非等大批年轻现代派作家。不仅没有充当政治的“工具”和“传声筒”，“而是极力彰显时代民主、自由的精神”[11]。 总之，上述批评事件体现了丁玲一贯的同情理解创作、关心爱护作家及对自由民主批评精神的自觉维护与坚守。在丁玲看来，第一，“批评是对作家的爱护，是对作家的帮助，也是对作家负责任。一味地捧场，并不是对作家的真正爱护，而只能影响作家的进步，害了作家，同打棍子一样，是要不得的。”[7]222强调批评应出于善意，批评一个作品不是全盘否定它，更不是对作家一棍子打死，而是在客观评价其以往创作基础上，具体分析作品的优点与不足。如对《苦恋》的批评，她先肯定白桦以前的《情思》《曙光》《今夜星光灿烂》等作品，然后肯定《苦恋》的创作动机与立意，“是爱祖国的、爱党的”，最后分析指出不足在于表现“苦”时没有把握好分寸，导致“流露出一种并不健康的情绪”[7]222。这种批评态度和方式客观、公允，体现了尊重作家创作、理解与同情作品的人道情怀。第二，批评是为了纠正当时批评界的不正常现象，弘扬百家争鸣和批评反批评精神。或许出于对极“左”年代政治化大批判的警惕和纠正，新时期初批评界又走向另一极端：一味说好，忌讳说坏，不能开诚布公地和作者探讨、商榷[7]442，听不得不同意见。丁玲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几年搞评论的比搞创作的更不自由。”大家“不敢批评作品，即使你极其婉转地批评了一点点某个作品，好像就得罪了一大批人，就会群起而攻之，给你扣上‘左’的帽子，甚至到处说你是‘棍子’”[7]483。丁玲当时身处的就是这种尴尬境地，但她敢于如实批评，敢于在一片叫好声中发出不谐音。在她看来，“创作要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反批评”，“一定要有批评、评论，没有批评、评论，就不会进步”[7]486。显然，这是丁玲从另一个角度对自由民主批评精神的丰富和坚守。 综上所述，呼唤和期待文学批评，重视作品阅读，强调同情理解、自由民主的批评精神贯穿于丁玲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也体现了其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执著坚守。正如论者所言：批评是一种心灵的工作，“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有一种诚恳的研究精神，必须阅读文本，才能洞察作家作品的真实局限”[9]3。对批评家来说，真诚、客观的阐释比单纯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更为重要。因此，新世纪重读丁玲的文学批评，重提“五四”文学精神，重申文学批评是一种介入现实、指导和鼓励创作，以及充满人道情怀和自由民主精神的激情创造，对于引导当下批评走出贫乏和失语困境，探索中国本土化文学批评出路，以及构建良好的批评生态和批评体系等都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