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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化批评：坚持自主独立和诗性发现的文学精神 延安文艺整风后，丁玲创作和批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建国初，她身兼数职，不仅担任《文艺报》主编，中国文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还兼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些身份和职务自然影响到文学批评。加之，这个时期批评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不再是纯粹的文学鉴赏活动，而是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主要维护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努力清除“文学自主”及“纯文学”主张[5]。丁玲主要以批评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阐释者)身份谈论文学批评，政治化倾向得到强化。其一，倡导建立有组织、有领导的自由论争和正确批评。认为作家创作要有提纲，要召开座谈会集体讨论。作家听取批评意见后反复修改，使之符合群众意思，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其二，主张积极开展批评。作家应欢迎批评，不怕批评，建立正当、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三，以政治化文艺观念评论文学作品。批评冰心作品“把人的感情缩小了”，认为跟着巴金过去的作品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3]120。最典型的莫过于被誉为“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批评《我们夫妇之间》是一篇“不好的作品”，“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3]256-257，必须对它进行批评等。 然而，在这些政治化倾向鲜明的批评中，也不难发现丁玲身上难以磨灭的“五四”精神印记。其一，强调作家面对批评时的自主独立和自由争辩。认为真正的作家不会被批评压倒，批评得不对“可以考虑，也可以争辩”，“批评者和领导上的意见，只是一种建议”，需要我们自己作主，认真消化[3]373。换句话说，丁玲虽然认为作家应听取集体批评意见反复修改作品，使之体现群众意思和集体主义精神，但并未把它上升到唯一的权威，否定作家独立思考和争辩的自由。她直言相劝陈登科：有些批评者要求一篇作品更全面、更完善却忽略了具体的人，“总希望作品也像一篇工作汇报或总结论文，包括一切问题……属于这一类的意见，你可以不必多管”[6]68。这种重视作家自主独立的批评思想到了新时期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她说：“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规范自己……只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所之。”[7]231并坦言认同叶圣陶所说的：批评很重要，作家应虚心听取批评，但“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见地，根据自己的认识走自己的道路”[2]150。 其二，强调文学的内向性和对生活诗意的发现。丁玲虽然以政治化文学观念批评冰心、巴金等作家作品，但更多的还是把思想的独立性、对生活的诗意发现及对人的内在情感开掘作为批评标尺。她评论马加创作时说：作品不只是写一段经历，而“要写自己的思想与见解”，要“发现真理，发现生活的诗”[3]221-225。批评《韩营半月记》什么都记录了，就是“找不到作家自己所发现的东西”，“找不到所谓诗的东西，文学的东西”[3]224。明确表示不满自己建国前后的创作，认为：“并未超过过去，过去虽说不好，可是还有一点点敢于触到人的灵魂较深的地方，而现在的东西，却显得很表面。”[6]59她批评《解冻》，认为爱伦堡是“懂得感情，懂得人的灵魂的。可是他缺乏一种幽美的东西，一种迷人的东西”[8]。而艺术性就是“一种能迷人的东西。再好的作品，但不能迷人……便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7]301。可见，丁玲重视主体投入体验后对人、对人的心灵的诗意发现。文学批评本来就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挖掘人类精神的内面，同时也关注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9]3。从这个意义上讲，丁玲是深谙批评要义的，并未因政治意识强化而消钝其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敏锐与洞见，而是依然信守文学是人学、是触及人的灵魂的创造性发现。 其三，强调细读作品的同情、理解的体验式批评。丁玲认为批评应与人为善，针对作品进行具体批评。既不恶意打击，也不因是朋友而不加批评。而要沉入作品中，“陪着书中人一同欢喜，一同哭泣”，用感情而非理智去阅读[6]71。这显然是一种同情、理解基础上的体验式批评，充满善意、温暖的人道情怀。为此，她奉劝朋友读书时不要做批评家，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论是对自己创作的回顾感怀，还是对他人作品的品评推介，都是如此。即便是《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也是这种体验式批评的具体实践。丁玲当时出于纠正不好的创作倾向及“爱护”年轻作家，写作这篇“很有感情的”文章[7]267。尽管事后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批评建立在扎实的作品细读基础上。她揭破了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政治主题之间的裂隙，认为以夫妻生活来表达工农结合主题不恰当；洞察到了小说以反写“五四”时期男/女的启蒙者/被启蒙者关系来说明工农结合问题的不成功，导致男性(丈夫、知识分子)不仅没被改造(或者说被启蒙)，反过来却嘲讽和引导女性(妻子、农民出身的革命者)等等。这些既有极“左”文艺思潮规训的印痕，更有来自批评者性别与身份的敏锐发现，正是后者使得丁玲发掘出隐匿于文本深层的幽微皱褶，表达了一种来自性别本能的感受与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