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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分三个概念：虚构、说谎与假装 虚构(fiction)与说谎是两回事。塞尔也认为，把虚构变成说谎，这是对柏拉图的一个传统误解。虚构从来不是说谎，说谎是有伦理责任的，但虚构没有；或者说虚构也具有一定的伦理责任，但这一责任不在虚构话语之中，而在虚构话语之外，是对虚构文本的言外意的解读。说谎是生活中的，我们一般不在生活中说虚构，而直接说对方说谎，除非我们在此采用了一种特别的修辞方式，即从文学表述中借代来虚构。这时虚构的词义用的是一个修辞性的转义。 说谎是一个伦理判词，从词语用法上看，说谎的背后总有一个事实与之相对；而虚构却与事实无关，虽然我们经常说，它是一种与真实相关的语言游戏，其实这不过是在玩弄语言技巧，这个表述的功用不过是把真实与事实分开，强调真实是存在于事实之外的东西，往往与某种系统性之物联系在一起。 虚构和说谎是假装的两个方向，假装可以带有欺骗性质，不让别人发现事实，这是说谎；也可以是另一种语言游戏，即存在于文学中，没有事实相对的语言表演，这是虚构。在文学中，不一定有真在后面，也不一定有原本，只要假装像是具有一个原本就可以了，我们从来不去探究那个原本是否真的存在，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似乎应该是一个常识，但这个常识在很多文学研究中没能贯彻下来，比如中国赫赫有名的红学，数量极多的研究往往以作品来索引实事，从作品中猜测作家身世，或以清世事实妄断作品好坏，实在是文学研究的笑话。虚构与说谎作为假装的两种含义从语义上看相隔非常远，语义的相互交叉只是一种假象。比如不能因为小说是虚构，就判断小说就是说谎，因为中介项“虚构就是说谎”是错误的，它混淆了虚构与说谎的界限。但是，从一般常情来看，这一混淆又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它们是假装的两条歧义方向，两者不交叉，但通过假装可以放在一起，而这种并置又往往给我们一种同义的假象。这一混淆主要在文学中发生。如果我们在生活遇到一个冒充银行职员的骗子编造了一些银行账户危险之类的假话，来骗取我们的金钱，我们就不再说他的那些编造是在虚构，而是直接判断说，那是在说谎。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混淆就不再发生。 对塞尔的批评中，有一种把假装演变为佯装(make－believe)的方向[3]。扮演也要有原本，但可以改变这个原本，“像”很重要，但也可以不像，更多的是一种宣称(declaritive)。佯装(make－believe)一定是一种假装，但有一种愿望在里面，这种愿望只是假装的单纯愿望(即让人单纯相信)，不包括主观意图的欺骗，而只留下主观意图的存在。按照塞尔的意思，假装已经是一种意向动词，那么佯装(make－believe)直接地展露了这一意向，将意向动词这一用法直接摆在词形中。 说到假装与真实，就必然涉及虚构、相信与真的关系。在文学中，虚构就是文学的基础语法。进入文学，读一个作品，虚构就是被接受下来的，这里有一系列规则。但一定需要真吗？如果需要，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真实(truth ［or truthful？］)，还是真诚(sincerity)？ 让我们先假设存在一种虚构之真。那么，我们是把虚构之真当作一种真理展现的方式接受下来还是把信以为真接受下来？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就要探讨这一真理之展现来自何处；如果是后者，就要探讨这一信以为真是在哪一层次上体现出来的。可以说，虚构之真这一概念从语词内部还看已经存在着一种矛盾，仅依靠语词本身是不能调和这一矛盾的，只能说虚构的语词中存在着一种超出语词的真理，这一真理不在单一语词中，而在语词整体的外部。如此，则真理是从外输入语词的，对于这一输入进来的东西如何与词语结合在一起是没有规则可以明述的，只有信念才可以完成这一步骤。由此，所谓的虚构之真不过是信以为真而已。 信以为真是相信虚构的事件是真实事件，这一相信存在于阅读过程中。米勒提出一个“天真阅读”的概念，并利用他自己曾经的阅读经验指出天真阅读的重要性。在福克纳的笔下，白痴儿班吉的情绪变化既快速又无逻辑，我们认为这是几乎复现了的思维特征。如果我们处于对小说世界的天真信任中，那么无疑这是对的，米勒以自己为例描述了天真阅读的快乐： 小时候我不想知道《瑞士人罗宾逊一家》有个作者。对我而言，那似乎是从天上掉到我手里的一组文字。它们让我神奇地进入一个世界。其中的人们和他们的冒险都已预先存在。文字把我带到了那儿。……在我看来，我通过阅读《瑞士人罗宾逊一家》所到达的世界，似乎并不依赖于书中的文字而存在，虽然那些文字是我窥见这一虚拟世界的唯一窗口。我现在会说，那个窗户通过各种修辞技巧，无疑塑造了这一世界。那扇窗并非无色的、透明的。但无比荣幸的是，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通过文字，似乎看到了文字后的、不依赖于文字存在的东西，虽然我只能通过阅读那些文字到达那里。我不乐意有人告诉我，标题页上的那个名字就是“作者”的名字，这些都是他编出来的。[4](P23－24)但是不幸，作为现代读者，我们已不再天真。我们已经具有大量的阅读经验，不轻易被拉进小说的世界，因此形成了天真阅读与审视阅读的张力。现代小说的作家们也有意识地将读者拒绝与小说世界之外，认为利用读者的天真是一种羞耻的行为。 但米勒认为，读者的天真是必要的，审视阅读不能取消天真阅读： 我觉得我已经显示出，《瑞士人罗宾逊一家》可以代表我在本书中“论文学”的一切方面。那我最赞赏和推荐什么样的阅读？我最赞美主动献出自己的阅读，不是那种想着每本书都会洗脑的阅读？如果是后者，书就必须被质询、抵抗、去其神秘、去其魔力，重新将其纳入历史，尤其是虚假而错综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当我说你必须同时以两种方式去阅读(这难于上青天)，我是认真的。但最后，我得承认，我对第一次阅读《瑞士人罗宾逊一家》时天真的轻信，有一种忧伤的怀念，那是一种已经失去，永远无法收回的东西。除非你已经做了这天真的第一次阅读，否则不会剩下什么让你去抵抗和批评的。如果自觉抑制文学的力量，书首先就被剥夺了对读者产生重大影响的机会。那么何必还读呢，除非是为了满足不甚光彩的毁灭的快感，并且不让别人着魔(怕对他们有害？)无疑，对文学的这些抗拒，其动机迥异于撒旦嫉妒亚当、夏娃的天真快乐。但是，难道真的就那么迥异吗？[4](P229－230)这种模糊的态度相当说明问题。如果只存在审视阅读，结果会怎么样？答案是明显的，阅读会死亡。所以米勒提醒我们天真阅读与审视阅读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保持文学的魅力，丧失任何一维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们看到，米勒的这种“天真阅读”观将信以为真认作是外来输入的，是把文学视为虚构之物后的一种假装相信，这一相信是不真诚的。米勒虽然也模糊地认识到这一不真诚导致的摧毁作用，但他也提不出别的办法。可以说，只要我们把信以为真当作外来输入的，那么这一模糊态度就无法避免。 那么，对文学中所描述的一切信以为真来自哪里？来自于我们对文学的整体判断吗？这一点出自我们的信念？不是。如果这是一个明确意识到的信念，那么我们总会失去这一信念。那么，这是一个潜在的无意识的信念？依然不是。它跟有意识无意识根本没有关系，或者说，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只是这一事情的表面关联，还不是真正的关联。关联在哪里？在语言中。文学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类型，就是在语言中形成的，信以为真编织在所有的表述中，而一旦一个文学理论家把这一信以为真作为问题提出来并讨论它的可能性才是一件怪异的事情，因为这仿佛是在问：你如何不依靠外力让自己离开地面？只有一个回答：从悬崖上跳下去。 冯庆以为，“这里的‘真实’指的是语言哲学与文学理论所关注的语言的‘真实性’问题，亦即言语或文本与实在世界之间的符合—再现问题。本文并不打算论证文学是否能够再现或者干脆就是‘真实的’，而是试图通过展现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范式，提供一个探讨‘文学真实性’的理论起点”[5]。这依然受到了真实性问题的困扰，这实际上把生活之真与语词之真混淆一处，没有看到，文学之真不过是生活之中的一种变形，两个概念完全在两个层面上。 虚构与文学具有高度亲缘关系，但是若说两者有区分，那是一定存在的。文学指的是一种体裁类型，而虚构则指一种话语用法，我们不能想象这一话语用法覆盖这一体裁类型，也不能想象体裁类型里只有一种话语用法，但两者的高度重合却是文学发展所越来越证明的事情。我们一般会把文学当作一个游戏，但很少把虚构当作一个游戏，虚构是文学中一个最重要的游戏方式，如果有非虚构的文学游戏方式，那么这一游戏的意义(或玩游戏的方法)基本是在与虚构的文学游戏对照下才能获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