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它以九大行星中孤独而又遥远的水星来命名刊物，本身就暗示了其在喧嚣嘈杂世界中寻找脱离尘俗的宁静和本真的愿望，也象征了其致力文学纯正性的艺术追求。它不登广告，不发表宣言，不发评论文章等诸多特点都表明它执着于澄澈明净艺术理想的努力，这和当时许多运用商业手段来办刊的文学期刊也是迥然不同的。寻求文学的独立性，这也许就是它最重要的个性。 除了这种纯正的文学理想之外，《水星》的创刊还肩负着另外一项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沟通“京派”和“海派”文人之间的联系，消弭他们之间曾经的隔阂和争论。 1933年10月，京派文人沈从文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了一些作家以“玩票白相”的态度来从事文学，玷污了文学的神圣和庄严。他们“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⑤虽然沈从文这篇文章并非只针对上海的作家，但仍然招致了上海一些作家的激烈反应，杜衡在《文人在上海》一文中进行了回击。接着，沈从文则又写了《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对所谓海派作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批评，他用颇为鄙夷的态度说：“‘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了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⑥虽然沈从文在文章中也曾经试图把大多数居住在上海的作家和他眼中的这种海派作家区分开来，但实际上的效果并不理想，他和杜衡打的这场笔墨官司远远超出了两人的范围。再加上沈从文一味苛求海派作家，对京派文人则相对宽容，因而也引起了不少上海作家的不满，甚至一些左翼作家也卷入到这场论争中，当时的鲁迅、施蛰存、徐懋庸、曹聚仁等都曾发表过自己的见解。论争的主题也由文学而延伸到文人习气、作风等，很多言论不无意气的成分。 由于这场广泛的争论，“京派文人”和“海派作家”之间无形之中出现了矛盾和对立，这对文坛的团结是非常不利的。而此时居住在上海的郑振铎、靳以、巴金等都先后来到了北平，他们深感有必要在京派和海派作家之间建立沟通，化解矛盾。卞之琳回忆说：“当时北平与上海，学院与文坛，两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尽管一则主要是保守的，一则主要是进步的，一般说来，都是爱国的，正直的，所以搭桥不难。”⑦萧乾也回忆说：“巴金和郑振铎的北来打破了那时存在过的京、海二派的畛域。”⑧我们从《水星》列名的六位编委会名单就能清楚地看出这种倾向。这六位编委是：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其中巴金、郑振铎、靳以以前较长时间呆在上海，此时则都由上海来到北平；而李健吾、沈从文和卞之琳的文学活动主要在北平，此时他们共同组成编委会，本身就说明了京派和海派作家之间是可以摒弃前嫌，合作共事的，卞之琳后来的回忆更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没有想拟发刊词，无言中一致想求同存异，各放异彩。不是要办同人刊物，却自有一种倾向性——团结多数，对外开放，造船搭桥。《文学季刊》先这样办了，也就给它的附属月刊定了调子。”⑨ 不仅《水星》编委会的成员实现了这样的团结，而且从它刊发作品的作者名单也都验证了这样的努力。综观《水星》的作者群，既有长期生活在北平、京派气味浓厚的周作人、废名、芦焚、梁宗岱、卞之琳、李健吾、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孙毓棠、萧乾、程鹤西、杜南星、吴伯箫、林庚、曹葆华等人，也有茅盾、艾芜、陈荒煤、张天翼、臧克家、丽尼、丘东平、何家槐、蹇先艾等非京派的作家，其中不少是居住上海的左翼作家，这样的作家队伍显示了《水星》的包容和开放性：“从这个不全的名单就可以想见诗文内容和风格是形形色色的。也足见刊物自有并无排他性的特点。”⑩这种开放性的办刊方针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作家，更形成了文学多彩多姿的风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