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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作为存在的铭写 这样，梅洛-庞蒂就通过对文学的各个环节的探讨，证明语言绝非萨特所说的那般是单义、透明，或者说，文学是将语言的多义、含混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场域。梅氏并没有停步于此：语言的这种特性，对于他而言，正是那把打开人类文化与历史的隐秘之锁的钥匙。 语言的出现是以交流、沟通为前提的，所以容易被视为工具，但语言并不是征服自然的工具。之所以内蕴着自然与文化这看似难以调和的两级，就在于在其内部有着向自然不断回溯的动力源，因此一直在变异，并由此获得一种强健的自主性，从而使意义的生成改变了自然主义式的传递模式。换言之，符号其实并不会顺从地传达意义：“自起始，符号就是可区分的，符号构建自我，符号有其内在世界，终究需要一种意义。在符号旁边生发出的这种意义，整体在部分中的这种接近，处在文化的历史之中”。[13](52)这种自主性才真正促成文化和意义的不断增长，所以“文化从不给予我们绝对透明的意义，意义的发生从来都是未完成的。我们从来都只是在那些注明我们的知识之时间的符号背景中，思考我们有充分理由确定为我们的真理的东西”[13](53)。真理的“被认定性”，揭示出我们所有的符号背后的巨大阴影：语言的含混、多义正是文化的不透明性的写照，但文化的流动、含混与语言多义、朦胧的“天性”又相互背离：意义衍生于语词的相互嵌合及其缝隙，表明语词相互间嵌合，排斥，进而构成力场。 在此基础上，梅氏直白地承认了语言的不透明特性：“因此存在着语言的不透明性：它绝不会不停地让位于纯粹意义，它从来都只是受到语言自身的限制，意义只有嵌入在语词中，才会显现于语言中”。[13](53)语言其实是意义与不透明性、含混等相互角斗的场域，借由语词获得表达的意义其实只是暂时的，它无法长久、稳定地停留于此。 抛开附加在语言之外并认定语言需要倾尽所能去表达的意义范本，含混特性就逾越功利层面，而使语言获得相当的自主性。语言由此诀别了传输意义之简单工具的固有形象，“任何语言都是间接或者暗示性的，也可以算是沉默。”[13](54)言语不再可能如我们一贯认定的那样，服服帖帖且必须一一对应。 梅洛-庞蒂因此表示，真正具有表达力的言语，并不只是为一种已经确定的意义选择一个符号，就像人们使用日常工具那样便利顺手。[13](58)我们(包括作家)对于语言的使用其实都是某种强迫，即为了借由语言表达我们的思想而扼制语言本身的非透明性。作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通过写作与语言无限接近，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语言绝非可以轻易制服的，而他自己已经被深蕴在语言中的多义、含混所包围。正因于此，言语活动才能如胡塞尔所愿，对于固有的分离，诸如“可能与现实、本质与存在”[11](112)进行切实粘合。 文学这种独特的语用现象在梅氏看来具有其他表达方式所不及的优势，它可以探入“不可见者”——沉默之经验：“我们应该探究在被说出之前的言语，始终围绕着言语，如果没有它言语就无法说出任何东西的沉默背景。”[13](58)这正是“最困难之处，也即肉身与观念之间的联系”，如果继续使用形而上学的概念系统，就注定只能错失这种机会，我们应该给予文学乃至艺术等等充足的信任：“音乐的观念、文学的观念、爱情的辩证法，还有光线的节奏，声音和触摸的展示方式，它们都在对我们说话，它们都有自己的逻辑、一致、交汇、协同，而且在这里也一样，现象是未知的‘力’和‘法则的伪装’。只不过这些未知的力、法则所是的秘密以及文学表达从之抽取出自身秘密似乎就是它们的存在方式’。”[7](153)文学这种语言方式的独特价值就在于通过逼迫语言，超越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及其局限，切近并展示了存在，用感性的方式使得那些难以言明但却真实存在的“不可见者”随着可见者一起显身。 梅氏甚至认为文学势必促成哲学的革新，因为哲学作为“对于存在的追问”，作为沉默经验对自身的表达，始终坚持着一种创造。“艺术和哲学整体并非‘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中的任意创造，而是作为创造与存在的接触。存在就是为使我们从创造那里获得经验而要求我们进行创造的那种东西”，所以可以“在如此意义层面上分析文学：这是存在的铭写”[14]。由于存在作为动态的、通过人类活动展示自身的绽现，即所谓的“源初的东西并不在我们的背后——源初的召唤来自许多方向：源初的东西突然绽现出来”，所以，“必须伴随这一绽现、不一致、差异化”[7](15)，通过语言这一导向“主体间性”的真正领域，我们才可能体会到我们与存在之间这一源初的亲密关系。文学这种守护语言自身含混性的语用方式，在其感性场域中实现了这种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