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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准备：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史学家库恩(T. S. Kuhn)1962年在其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核心概念。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范式就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它必须具备两个特征或要素：其一，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二，“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范式一定要能够提供问题和解答，但这个因库恩的使用而变得含混模糊的概念也因此歧义丛生。1969年，应《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出版和英文版再版的需求，库恩写了一篇专谈范式的后记，纠正了1962年初次提出范式概念时的一些错误和偏颇，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何为范式”以及“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库恩解释道，“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2]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循环论证——范式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而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必然共同拥有和信任一个范式——但库恩却赋予它无比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范式是一种团体的承诺，而范式转换则奠定并推动了科学的革命和发展。正如加拿大的“科学概念史与哲学”教授伊安·哈金在他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写的“导读”中所精辟地概括的： 为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实践(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和仪器)的例子，提供给他们以模型，以创造一种一贯的传统，并被当作由此构成科学共同体第一要素的承诺。……范式是常规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常规科学以范式为特征，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所研究的谜题和问题。一切运转良好，直到为范式规定的方式不再能应付一系列的反常现象：由此危机爆发并不断持续，直到一项新的科学成就诞生，重新指导研究，并被奉为新一代的范式。[3] 简单地说，范式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是制约和规范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对其观点、信念和行为方式发挥协调和整合作用的理论体系。对于某一学科而言，范式是框架和视角，是看问题的出发点；而理论则是认识和陈述，是对问题的解释。 “范式”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刻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界的焦点问题，其中，尤以社会学界对范式的论争为烈。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通过有关范式的种种论战，他们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上进行反省和审视。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拉里·劳丹、亚历山大、科尔曼、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布迪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是其代表。范式概念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如科学主义范式、人本主义范式、语言论范式、文化论范式等。“范式”激发和引领了20世纪文化研究的两次转向，代表学者包括英国的维特根斯坦、伊格尔顿、安·杰弗逊、戴维·罗比、拉曼·塞尔登、雷蒙·威廉斯、法国的让-伊夫·塔迪埃、托多罗夫、德国的伽达默尔、美国的詹姆逊、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 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源动力之一就是对库恩“范式”概念的借用。文学界主要体现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及批评范式的创造，史学界则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经验梳理和理论辨析，同时还包括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等多重角度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代表学者包括印度学者杜赞奇，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裴宜理、黄宗智，中国学者王一川、陶东风、周宪、周晓虹、杨念群、李西建、王峰等。对范式概念的讨论为中国学者深入梳理西方文化的谱系、反思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实，并比照二者之间互文、错位或“不可通约”等微妙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捷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