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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理论的名称和意义在20世纪发生了一系列的转换和演变，由此引发了人文学者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批判性和反本质主义的特征。许多旧有的文学理论(概念和结构)已无法再为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提供圆满或合理的解释，由此导致文学文化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势头远远超出理论的解释。新的、多元化的文学文化生态呼吁新的理论范式，范式创新或范式转换已势在必行。记忆范式、空间范式和文化政治范式等或可为我们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发。 【关 键 词】文化/反思/理论/范式 【作者简介】赵静蓉，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20世纪的西语学界中，以理论为核心，以与之密切关联的“家族概念”(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理论之后、后理论等)为支撑，从而发生的一系列理论意义的转换和演变，大概是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最有深意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是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项涉及文学与文化之复杂关系的宏伟规划。这项运动或规划不仅在宏观的层面上带出了文化的建构与反建构的问题，也即人类对文化建构本身的反思与自省、解构与重建、认同与区分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个微观的层面上引出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者对文学理论的省察和批判问题。因为在20世纪关于理论名称的所有争论背后，最基本也最具体的概念就是文学理论。无论是提出“文学理论被理论取代”、“大理论异军突起”的伊格尔顿，还是哀悼“理论终结”的杰姆逊，甚至包括断言“大理论死亡”、“后理论登场”的乔纳森·卡勒，都非常重视对文学理论的讨论。 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过程中，我们不缺乏西方的理论资源和中国的历史及文学史经验，但我们缺乏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体认，以及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抽象化和理论化。而前者恰恰是西方文学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后者则决定着当代中国学的架构和未来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尽可能深入和全面地掌握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资源，借助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来补养我们对中国历史(而不仅仅只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学术史)的无知，校正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误解和曲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培养一种世界意识，要有把我们的文化活动和学术实践加以理论化的意识。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文化研究多注重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和现象研究，文学理论研究也多偏向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荐、讨论以及对本土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批评，相比而言，文学建构理论研究却较为薄弱，理论及传统理论范式的现实功效也越来越令人怀疑。“理论的焦虑”已不再是某个学者的情绪问题，“范式的危机”也已逐渐从社会科学领域侵入到人文学科，因为没有跨文化、文史兼顾的比较意识，更缺乏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化发展之理论范式的整理反思，人文缺失已成为亟待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感到，学术研究有必要加强文化建构的理性思考，有必要对基本的文学理论范式进行梳理和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