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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性阅读是耶鲁学派文本理论的一大特色，这种阅读同样是强调差异的运动。按照德曼、布鲁姆等人的观点，文本根本上是不可读的，每一次阅读因而都是制造“谬误”，也就是在制造差异，任何“正读”都是“误读”，正如德曼所说：“解读就是理解、诘问、熟悉、忘却、抹去，是使其面目全非和重复——也就是说，无休无止的拟人化。”[8](P241)阅读活动和所有认识世界的活动是一致的，即尼采所说的“移情”和“拟人化”，是“主体”的一种移置，也是“主体”幻象生成的修辞过程，在《阅读的寓言》的一段文字中，德曼再次表述了这一观点：差异的残余构成了一种经验主义意识，其中似乎正在产生“精神、意识、自我。”[6](P242)但在形而上学的桎梏被打碎以后，这种阅读不是走向意义的统一，而是揭示了文本和阅读者的偶然性和有限性，所以这种“拟人化”不是趋同，而是充分显示了差异性的存在，阅读活动正是因差异而成为“二度”或“三度”寓言，也就是阅读的不可能性的寓言。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经典文本的历时性差异运动。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布鲁姆把当代诗人看成是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面对着“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两者处于对立之中：父亲企图压抑和毁灭儿子，儿子则试图用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误读”来贬低父亲，从而开拓自己生存的空间。布鲁姆指出：“诗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11](P6)经典文本存在的意义不是让那些想出人头地的作家们去继承，而是要同他们相竞争，以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因此学会去超越前人，制造差异或陌生化是优秀作家走向成功的首要条件，布鲁姆写道：“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们颠覆一切价值观，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12](P21)另一处：“对前辈诗歌最初的爱，迅速地被改造为修正的冲突，若无这种修正的冲突，个性化就没有可能。恩培多克勒坚持认为冲突引起了最初的大灾变，分解了各种元素，点燃了意识的普罗米修斯圣火。”[13](P8)那些最伟大的作家总是颠覆一切价值观，标新立异。布鲁姆所强调的文本的陌生化或原创性来自于“影响的焦虑”，文本审美价值的产生在于艺术家之间影响和竞争，他者以权威的形象策动作家呕心沥血、推陈出新，也就是说，陌生化或原创性首先是和他者影响的焦虑和自我内在性的追求紧密相连的，有了这样的竞争意识，艺术上的偏离才有了明确的目标。没有竞争和差异的制造就没有超越和创新，经典生成之路也就被阻塞了。 正是由于差异的运动，文本的生命才得以生生不息，解构的修辞游戏通过对中心性和统一性的颠覆，使文本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从而赋予了文本“存在之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