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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发展的三个阶段 古代中国最早对“时尚”下定义的是明人祩宏，他在《竹窗二笔》说：“今一衣一帽，一器一物，一字一语，种种所作所为，凡唱自一人，群起而随之，谓之‘时尚’。”[25]一个“随”字，便将时尚中“跟随与模仿”之意表达得十分明确。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对“时尚是模仿”的观点作了更为细致透辟的阐释： 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模仿可以被视作一种心理遗传，以及群体生命向个体生命的过渡。……模仿给予个体不会孤独地处于他或他自己行为中的保证。[26] 既然时尚是群体对个体的模仿，那么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则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阶层模仿 简言之，阶层模仿即是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模仿。阶层模仿一般发生在等级秩序分明的社会，而这种模仿行为之所以得以实现，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制度在社会等级秩序安排中唯我独尊的地位，给了财富和消费一定的话语权，即所谓的“不以分制，而以财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在传统社会，社会结构的演变与重构是依靠阶级的分化与对立来完成的，而消费社会的区隔则是通过消费活动、生活方式及生活品位的差异得以实现的。[27]对于那些被压制在制度底层，从未享受过身份特权的群体而言，因了财富的许可，他们能够借助模仿高等级阶层的着装，轻易地拥有过去无法奢望和企及的身份体验。 晚明社会阶层模仿的代表群体是商人和女性。商人群体在明初“重农抑商”的政策下一直被打压在社会最底层，他们没有所属阶层的身份服饰，只有在模仿其他阶层中找寻身份认同和归宿，避免置身无根飘荡的孤独和恐慌之中。明中后期商人群体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崛起，也使得他们有资本去实现身份的逆转。商人群体以外，地位较低下阶层，如农民、手工业者、贩夫走卒，底层女性等，也时常卷入阶层模仿的行为。 充分反映阶层模仿特点的通俗小说首推《金瓶梅》。《金瓶梅》成书年代约在嘉靖、隆庆年间，这是一个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并对铁板一块的制度发起冲击的时代。③巫仁恕认为，大约在嘉靖年间(1522-1566)约当16世纪以后，旧有的尊卑、长幼、良贱、上下、主佃、主仆、绅民等社会关系的颠倒现象，冲击了明初均有等差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在此背景下平民服饰的变革发生，甚至已形成一种流行风尚。[28]《金瓶梅》细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市民服饰风貌，小说中的人物，不分贫富贵贱都把奢侈华丽作为服饰着装的终极追求，商人西门庆沿着儒服、官服、蟒衣的路线向制度顶峰攀缘，他的妻妾们则将身份与地位的竞争付诸于对大红服饰的攫取和占有。 2.文化模仿 这一阶段是伴随印刷经济的繁荣而来临的，明中后期印刷经济的迅猛发展，对社会心理的改造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指出，“对于早期现代化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性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从最初的书写经验开始，由媒体所传递的经验，已经长久地影响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29]美国学者高彦颐根据以往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断言，“16世纪的中国，白银的涌入和接踵而至的商品化，宣告了一个大规模出版时代的到来。”“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词能够形容嘉靖时期(1532-1566)中国出版业出现的转折。……对书籍的供求都急剧飘升，而价格则大幅下跌，促成前所未有且持续一个(16)世纪之久的出版社会。……作为这一出版繁荣的结果，以前不能接触到印刷纸页的人们，或以前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借阅和抄写书籍的人们，都能毫不费力地从公开市场中买到书籍，并建立一个私人收藏。这些人，包括学生生员、在乡试中举的、农村小地主、小业主和士绅家庭女性，都加入了传统的精英行列，而构成了一个新的读者大众群。”[30] 印刷经济的空前繁荣，对晚明市民风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印刷时代表现出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的特征，[31]使得远距离的事件更容易侵入到日常意识之中，产生于精英阶层的新思想、新观念能够迅速渗透到社会大众，对整个社会的伦理与价值进行重构；二是印刷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读者大众群的形成，而在这一个以阅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市民群体中，占据文化资源优势的文人与地域，获取了话语权，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生活和新观念的代言人。“文人学士成为一种力量，赢得了某种权势，因为他们在机械印刷时代占据了主动。”[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