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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与通俗小说——兼论通俗小说对时尚消费文化的影响(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社会科学研究》(成都 newdu 参加讨论

    一、市民服饰时尚消费在通俗小说中的呈现
    关于晚明清初是否存在服饰时尚消费,一度曾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过去西方史家在论及中国近世服饰时,透过当时在华传教士的观察资料,往往低估了中国服饰上的变革,如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劳代尔(1902-1985)的研究提到中国15到18世纪因为处于稳定的状态下,所以几百年来无太大的变化,也没有流行时尚,[3]这一观点在西方学界占据主流,却遭到来自王鸿泰、巫仁恕、林丽月等台湾史家的质疑,他们通过对笔记、方志等史料的发掘和梳理后指出,至少在明弘治、嘉靖时期,由于服饰礼制的松弛,崇奢观念的兴起,“在物质上各种商品的流通,成为个人生活表现的丰富资源,以致形成不断变化的‘流行文化’”。[4]
    若将眼光投向通俗小说的文本视野,这一问题更是迎刃而解。因为晚明清初通俗小说,特别是以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和拟话本小说等,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不少市民服饰时尚的细节与动态描写,只不过这些内容除了被史家作为新型史料运用外,并未得到更多的重视。笔者通过对《金瓶梅》、“三言”“二拍”、《型世言》、《醒世姻缘传》等通俗小说的解读后发现,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的社会氛围,为市民阶层利用服饰时尚消费重塑身份和地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而最热衷于服饰时尚消费的人群,是市民阶层中的士人、商人和女性等三类群体。
    1.士人服饰时尚
    晚明士人是一个积极创造时尚的群体,尤其热衷于在儒服上花样翻新。儒服又称“方巾衫”,简称“衣巾”,是有明一代儒士(或称秀才、诸生)的专属身份服饰。但晚明社会由于制度管控乏力,儒服的身份标识渐趋弱化,市民阶层皆以穿儒服扮“斯文”为尚,以至于出现“满城文运转,遍地是方巾”[5]的现象。如《醒世恒言》第3卷“卖油郎独占花魁”,小商人秦重为见倾心爱慕的花魁娘子,听从妓院老鸨九妈的建议,“到典铺买了一件见成半新不旧的绸衣,穿在身上,到街坊闲走,演习斯文模样。”[6]《醒世姻缘传》第67回“艾前川打脱主顾,陈少潭举荐良医”中的觅汉常功,“不知哪里得来一件幅子大袖的衣裳,便穿了紫花布面月白绫吊边的羔皮道袍,戴上花二十四个钱在集上买的一顶黑色羊毛毡帽,穿上老婆亲手自做的一双明青布面沙绿丝线锁的云头鞋,学着斯文人的做派逢人便拱手行礼。”[7]甚至女性也以穿儒服为尚,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学出众的佳人们大多有过穿儒服女扮男装的冒险经历。
    为了与庸流俗侩区分开来,儒士们不得不周而复始地创新时尚。谢铎(1435-1510)曾写诗描绘“方巾”的变化多端:“阔狭高低逐旋移,本来尺度尽参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样何能更入时。”[8]《醒世姻缘传》第26回“作孽众生填恶贯,轻狂物类凿良心”借一位老乡绅之口写道:“那些后生们戴出那跷蹊古怪的巾帽,不知是甚么式样,甚么名色。十八九岁一个孩子,戴了一顶翠蓝绉纱嵌金线的云长巾,穿了一领鹅黄纱道袍,大红缎猪嘴鞋,有时穿一领高丽纸面红杭绸里子的道袍,那道袍的身倒只打到膝盖上,那两只大袖倒拖到脚面。”[9]
    在奇装异服的背后,是儒士们在身份遭到侵犯后的浮躁和焦虑心理,由于“面临着来自平民社会的激烈竞争,逼使他们更积极地、刻意地创造新的流行服饰时尚,以重塑并维持自己的身份和文化霸权地位”。[10]
    2.商人服饰时尚
    相较于儒士的积极创新,商人是一个善于模仿的群体,商人本是明代服饰制度中备受歧视的身份群体,早期的地位甚至不如农民,只等同于仆伇和娼优。①但明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处境得到极大改善。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商人有机会通过消费改变屈辱身份,《金瓶梅》主人翁西门庆便通过消费实现了身份的逆转。西门庆在完成财富原始积累后,便开始购买权贵身份体验,体现在服饰上,便是这样一个蜕变过程:刚开始是附庸风雅的“绿罗金扇”,其后是官员的“官服冠带”,最后竟然有幸穿上了何太监赠与他的“飞鱼蟒衣”。蟒衣是居于明代服饰制度顶端的服饰,地位仅次于龙袍,商人穿上蟒衣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制度森严的明中前期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晚明的消费社会,蟒衣作为一种优质服饰资源进入民间市场,为富有经济实力的商人们提供了绝佳的消费机会。[11]
    西门庆把权贵阶层服饰作为目标和追求,是因为作为一名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的商人,他有着强烈的、摆脱低贱身份的心理诉求,但伴随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不少读书人的加入,这一队伍的文化内涵也大大提升。相比浓墨重彩的官服和蟒衣,之后的商人更青睐斯文一脉的儒服,《喻世明言》卷1“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贩卖米豆的徽州人陈商,“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骢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12]《喻世明言》卷2“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一位从南昌来的“卖布的客人”,“头上戴一顶新孝头巾,身穿旧白布道袍。”[13]《初刻拍案惊奇》卷2“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一位叫吴朝奉的商山大财主,“头戴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竹简巾儿,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线道袍儿,脚上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14]此时期的商人,明显少了西门庆的浮华之气而多了几分儒雅风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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