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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修辞通过展示一种异乎寻常的表达方式来吸引人、打动人，从而产生“劝说”的效果。费伦将叙事界定为“出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明确指出讲故事是出于“某种目的”，这意味着，叙事分析并非像经典叙事学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纯文本的结构主义分析，一种抽离了价值观的形式分析，而是一种追寻作者意图的解读，一种挖掘形式技巧之目的的分析。费伦重视读者，将文本看作是作者和读者之间交流的媒介，就必然注重作者的修辞目的以及作品对读者产生的修辞效果。作者的修辞目的因具体内容而千差万别，包括情感、政治、意识形态、伦理等多方面的目的，费伦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叙事伦理的关注和分析。 叙事伦理是近年来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之所以成为热点，与费伦不无关系。布斯在其著作中重视作者的伦理引导，将小说修辞研究和叙事伦理研究结合起来，费伦沿着老师的方向继续探索，但不同于老师的是，他不再重视作者的伦理引导，而是从阅读伦理的角度入手，对形式技巧所隐含的伦理意义进行了深入探索。 费伦对叙事伦理的关注，散见于他的诸多论述中，并集中体现于2005年出版的《活着就是讲述：人物叙述的修辞与伦理》一书中。费伦认为，生活和讲述相互联系，将生活转化为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又会影响读者未来的经历。生活中必然有伦理，叙述也就是各种伦理相遭遇的场所，阅读活动同时也是一种伦理活动。阅读是对叙述的聆听和思考，如果我们理解了叙述是各种伦理相遭遇的场所，我们也就能理解阅读活动的伦理内涵。 叙述中有伦理，不仅指叙事内容中直接包含有伦理(以往的社会历史批评关注这方面的伦理)，更是指叙事的形式技巧中隐藏着伦理(这是叙事学对伦理研究的贡献所在)。在《活着就是讲述》中，费伦结合20世纪的六部小说，对叙事形式与伦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对《长日留痕》的分析，辨析了不可靠叙述与伦理取位的关系；对《安琪拉的灰烬》的分析，解释了限制叙述和不可靠叙述相结合所产生的独特的伦理效应；对《洛丽塔》的分析，展示了叙述者聚焦中包含人物聚焦所带来的复杂的伦理纠葛；对《吻》的分析，讨论了非虚构忏悔性回忆录中的压制叙述所带来的伦理效果；对《我躺下》和《杜克的故事》的分析，说明了抒情叙述所带来的伦理尴尬。在这些分析中，读者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可靠叙述、限制叙述、双重聚焦、压制叙述、抒情叙述等形式技巧所带来的伦理问题，都是从读者的角度加以解读的。在费伦看来，读者通过这些形式技巧与伦理的分析，可以“努力重建作者创造的文本下面隐含的价值系统，然后从自己的伦理原则出发对其进行评价。”[16] 从伦理角度来分析叙事形式，有一个前提，即“伦理取位”问题，伦理取位不同，同样的叙事分析，可能会分析出不一样的伦理效果。在费伦那里，“伦理取位”既指个体读者从各自的特定位置进行阅读的方式，更指叙事技巧和叙事结构决定了读者与叙事之间的位置关系。通过“伦理取位”，可以在伦理的视角下审视叙事主体的动机和其在叙事中所处位置的关系，也可以在伦理的视角下审视真实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及其与文本的关系。伦理取位是阅读伦理的中心建构，从阅读的角度看，伦理位置如何，直接影响到伦理阐释，而伦理位置则是由四种伦理情境(人物的、叙述者的、隐含作者的以及真实读者的伦理情境)互动的结果。细究之，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作为叙事主体的不同层面，他们的伦理情境是相互联系的，对其中一种伦理情境的分析都隐含着对另外两种伦理情境的分析；真实读者的伦理情境相对而言比较明确，它与真实读者所处的具体的环境有关，并在前三个层面的基础上，构成富于实践性的第四个层面。对某个具体的叙事文本而言，“对这四个层面中任何一个层面的考虑都会为文本的评价增加一种伦理上的复杂性。”[17]对“伦理取位”的关注，一方面从叙事的形式因素着手，意味着叙事形式可以从伦理的角度加以解读，形式成为伦理表达的策略；另一方面从真实读者的角度入手，意味着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有着自己的伦理立场。读者的伦理立场和文本伦理表达的形式策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文本与阅读之间的张力，既让文本的意义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得到不同的展示，也体现了读者的阅读旨趣。叙事学的形式分析由此和伦理批评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从而打破了经典叙事学的文本藩篱。 上文从修辞的修饰、交流、目的三个方面对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研究展开分析，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无论是就修辞这三个方面来说，还是就费伦本人的相关研究来说，这三个方面都是相互联系、无法分割的。费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修辞解读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产生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他的研究是修辞研究还是叙事研究?在申丹、唐伟胜、尚必武等人看来，作为“国际叙事学研究协会”的前任主席兼《叙事》杂志的主编，费伦所从事的当然是叙事学研究，修辞性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从芝加哥学派的脉络看，费伦又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修辞学传统，只不过将修辞分析和叙事分析结合起来而已。从《作为修辞的叙事》这一书名来看，叙事也只是一种修辞。从费伦的研究实践看，他关注读者的作用，将文本放在作者和读者交流的环节之中，他的叙事学分析实际上包含在修辞学之中。也许在费伦那里，对自己的研究究竟是属于叙事学还是修辞学，并不关心，也无需关心；他关心的是具体文本，他的研究一般都是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得出一些结论，而且他自己也认为这些结论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关注具体文本的解读，使得费伦的结论有坚实的基础，在具体的解读过程中，不时能看到他智慧的火花。当我们欣赏他精彩的文本分析、分享他睿智的结论之时，我们不再关心他的分析是修辞性的还是叙事性的，我们只关心这分析本身，关心这分析给我们带来的收获和喜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