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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叙事的各种技巧都可看作是某种修辞手段。叙事技巧非常繁杂，费伦关注的技巧主要有两个方面：聚焦和不可靠叙述。聚焦即视角，现代叙事学得以兴起，很大程度上与小说界对聚焦的讨论有关。按照热奈特的经典定义，聚焦指的是谁在“看”，而叙述指的是谁在“说”，二者分属故事层和话语层，泾渭分明。这几乎成为叙事学的一条定律。米克·巴尔对热奈特多有不满，但对此却表示赞同：“聚焦就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6]114；查特曼虽然主张用“过滤器”和“看法”来代替热奈特的“聚焦”，但实质上是承认热奈特的“聚焦”，承认故事和话语的二分；普林斯在其《叙事学辞典》中对聚焦的定义也源自热奈特：聚焦是指“呈现叙事情境和事件的特定角度，提供这些情境和事件的感性和观念立场”[7]。费伦对热奈特的聚焦理论进行责难，他对同处美国本土的查特曼和普林斯发难，指出他们的相关论述的人为性，认为叙述者的报道也显示出类似聚焦者的感知，进而得出结论：“叙述者可以作为聚焦者。确定叙事聚焦的问题实质就是回答‘谁感知’的问题。”[8]显然，在费伦看来，聚焦可以用“感知”来界定。感知本来属于视觉或意识的范围，但由于叙述者也可以感知，叙述往往和感知交织在一起，用“感知”来界定聚焦，容易使叙述与聚焦混在一起(如《项狄传》中叙述者的感知“我是不会写完那句话的”同时也是叙述)，这样故事层和叙述层的区分就显得模糊。虽然，在后现代小说中，这种区分的确模糊，但叙事学的分析，应将这种模糊变得清晰，而不是强化这种模糊。在本文看来，“感知”仍是一个视角问题，而不是一个叙述问题，叙述者固然可感知，但他的感知和他的叙述应该区分开来，否则，叙事学关于故事和话语的区分就没有意义。事实上，费伦对热奈特等人的责难多少消解了叙事学关于故事和话语的区分。这种消解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利于叙事的修辞学分析。其一，由于叙述者可以是聚焦者，叙述者的叙述(或修辞)就不再是转述人物聚焦的事物，而是叙述者自己感知的东西，这样，叙述者将自己感知的东西直接叙述出来，容易让人相信，从而取得较好的修辞效果。其二，由于叙述者是聚焦者，而且聚焦者的身份和叙述者的身份混同，文本的呈现究竟是以叙述者的身份来叙述还是以聚焦者的身份来展示，就很模糊，这样容易使文本获得某种美学上的张力。其三，更重要的是，由于叙述者可以是聚焦者，叙述者就显得异常重要，我们有时候只需要关注某个事件如何叙述即可，对事件提供的途径可以忽略，这非常符合费伦对叙事的修辞学定义：叙事是“某人……对某人讲一个故事”，这个定义突出如何“讲故事”，而不太注意故事是如何提供的。 不可靠叙述是叙事技巧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叙事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该问题由布斯发端。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9]178不可靠叙述在布斯看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叙述者对事件的报道前后不一致或与事实不相符，另一种情况是进行价值判断时出现偏差。此后，叙事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分析不绝如缕，但没有突破布斯。费伦认为，布斯和其他人的分析“把不可靠性仅仅放在事实轴或价值轴上”[1]39，这是不够的。他提出不可靠性可以在三个轴上发生：两个是布斯提到过的事实/事件轴和伦理/评价轴，还有一个是布斯没有提到的知识/感知轴，每个轴上的不可靠性又有错误和不充分之分，这样，就有六种不可靠性：“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解读，不充分评价。”[1]42叙述者的不可靠性至少有其中一种，同时，叙述者可以在某一条轴上是不可靠的，而在其他轴上可以是可靠的或不可靠的。总体上看，费伦基本上秉承了布斯的研究路径，即从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不可靠叙述。看某个叙述是否可靠，主要看叙述者的叙述和隐含作者的标准之间是否有距离，而这种距离的察觉，又有赖于隐含读者和隐含作者的“隐秘交流”：“隐含作者让读者从场景中推演出适当的结论，而不管叙述者是否做出相同的推断。”[4]84读者如何“推演出适当的结论”，主要依据叙述者的叙事功能和人物功能之间的距离来进行，“当叙事功能独立于人物功能运作时，叙述将是可靠的和权威性的……当人物和叙事功能相互依赖地运作时，叙述可能是可靠的，也可能是不可靠的”[4]83，尤其是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时，由于叙述者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对故事的叙述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从而掩盖了故事的真相(如《伤逝》中涓生的叙述在忏悔的同时也掩盖了自己伤害子君的事实)。这样，叙述可靠性就不再是简单的可靠或不可靠的问题，而是随着叙事功能和人物功能之间关系的变化，叙述可靠性也出现游移：“叙述者可以在不违背模仿常规的情况下，在极不可靠、具有有限特权的可靠和具有权威性的完全可靠之间徘徊。”[4]83这犹如修辞接受者对某一修辞性演说的接受一般，有时接受修辞，有时对修辞半信半疑，有时又排斥修辞。如果说，费伦对六种叙述不可靠性的分析，只是在布斯的基础上强调了叙述可靠性的“游移”特征，那么，后来费伦又提出“疏远型不可靠性”和“契约型不可靠性”来补充上述的六种不可靠性，则超越了布斯的基础，是基于修辞学而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视角。在《疏远型不可靠性、契约型不可靠性及〈洛丽塔〉的伦理》一文中，他从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关系着手来分析叙述不可靠性。当不可靠叙述拉大了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距离时，这种不可靠性称之为“疏远型不可靠性”，当不可靠叙述拉近了叙述者与隐含读者之间的距离时，这种不可靠性称之为“契约型不可靠性”。如对《洛丽塔》的读者而言，叙述者亨伯特·亨伯特的叙述，有时是疏远型的，有时又是契约型的。这种新的分类与上述六种不可靠性可以并存，即上述六种不可靠性中的任何一种，可以是疏远型的，也可以是契约型的。直接从隐含读者的角度提出“疏远型不可靠性”和“契约型不可靠性”强化了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性质。隐含读者是隐含作者的理想读者，基本能反映出隐含作者的信仰和价值，隐含读者和叙述者是疏远型的还是契约型的关系，也说明了隐含作者和叙述者是疏远型的还是契约型的关系，但直接从隐含读者的角度来界定不可靠性，既强调了隐含读者和叙述者的沟通，又突出地反映了不可靠性依赖于隐含作者、叙述者和隐含读者之间的修辞交流，彰显了不可靠叙述的修辞性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