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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与文艺理论创新(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13年5期 谭好哲 参加讨论

    四理想性与“问题性”的价值维度
    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认识和解释现实,还在于规范、评判和引领现实。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也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有其关于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理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有自己的审美理想,它不是脱离开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的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艺术的自率性和审美自由,而是以艺术理想、人的理想、社会理想三者的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将艺术审美理想的实现置于人的自由和解放与社会的进步和革命的基础之上(11)。由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便内在地具有了对于艺术现象以及经由艺术研究而对于人生和社会现象的价值评判功能,而“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追寻、研讨和论说也不能无视这一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
    将理想性置于问题性的价值维度之中有其历史本体论的基础。因为历史不仅存在于已流逝的过去和行进中的当代,还包括渴望中将要到来的未来,理想从来都是与未来相关的。理想的存在,为人类的生存规划和社会发展确立了目标,同时也为历史与人生的现实评判设置了标准和尺度。反过来说,历史发展的合理性与否,历史发展中的问题之所以在理论上显示为问题,也正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理想的参照和审视维度。以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思想来源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富有理想的思想和信念体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来也都散发着明亮的理想之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曾经热切地期待能够从19世纪的革命中涌现出一个新的但丁,以宣告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而且从来都是将作家的文艺创作是否能够创造出代表时代进步的新的人物、揭示出新的历史趋向作为其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尺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俗称“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其基本用意也在于从理论上解决理想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然而,由于以往极“左”政治思潮的长期泛滥,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金钱至上的拜物教观念盛行一时,广大民众信仰体系中长期以来培育起来的理想主义情愫日渐削弱以至消殆,当代文艺创作中理想的光亮也日渐暗淡了,大量的文艺作品沉迷于生活的琐细、腻歪和困顿以及人性的卑微、阴暗和暴戾,不能让人从中感受到生命的诗意和生存的希望。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中谈论理想,还常常会被冠以虚假、伪浪漫、伪崇高等等的恶评,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也往往不能理直气壮地言说理想之于文艺创作的应有价值,并积极地介入当代文艺批评,这种状况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已有传统是不相符合的,也是亟待改进的。
    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许多人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影响,喜欢谈论理论的批判性,甚至是将批判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功能。应该说,作为新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确实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任务和理论特色。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到来而批判,这种社会批判的动力不仅由于资本主义的现实状态,也源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社会理想,其对资本的罪恶、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的揭示、辨认和评判是以人性和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为尺度的。因此,只抓住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一面,而看不到甚至扔掉了其理想性的一面,是偏颇的。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也不都是只讲批判,不讲理想,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被归结为“审美乌托邦”,正表明他们是有其理想的。马尔库塞就曾明确地说过:“一切真正的文学都有双重的使命。一方面,它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另一方面(这与第一方面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又是对解放的期望。”(12)他甚至将艺术中现实批判与解放期望的有机结合提升至美的辩证法的高度,说“美学结构起源于美的规律,而肯定与否定的、安慰与忧伤的辩证法就是美的辩证法”(13)。基于这种辩证法,马尔库塞明确地指出“纯否定会是抽象的,是‘坏的’乌托邦”(14)。在当代,以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逻辑分析见长的詹姆逊在谈到他自己的理论选择时也明确地说道:“但在我,资本主义以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可能性一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15)这是因为,“在目前环境下,人类生活业已被急剧地压缩为理性化、技术和市场这类事物,因而重新伸张改变这个世界的乌托邦要求就变得越发刻不容缓了。”(16)可见,将理想性置于“问题性”之中,并不是要排斥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与理想性都有其客观的历史需求,符合历史理性的要求。
    基于上述分析,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用科学的方法认识现实,解释和阐发那些真正富有时代内涵的理论性问题,也不仅仅需要用批判的态度审视这些问题,还要努力把理想融入“问题性”的发现和建构之中。当然,这样要求,绝不是要简单地让人们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与批评中申论空洞的人生自由信条和政治性的社会解放宣言,而是要求把理想作为具体的艺术理念,在文艺创作中融入艺术形象的鲜活创造,在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中转化为“问题性”的内容构成和艺术审美的价值规范与标准。只有善于以富有人性和自由的理想烛照现实,从“问题性”的寻求和建构中发现历史的未来之光,以理想点燃文艺的精神之火,文艺才能成为引领时代与民族精神前行的火炬,文艺理论研究才能对现实的文艺实践活动有所作为有所指导,从而具有现实的生命活力。恩格斯曾经在其写给拉法格的信中夸赞在巴尔扎克“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17),其实真正优秀的文艺理论也应该是能够用作诗意裁判的革命辩证法或者说是具有诗意的辩证法,理想的存在是其具有诗意、可以据以进行诗意裁判的保证。就此而言,能否将理想性深深地镌入“问题性”的理论发现和建构之中,也是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否能够保有诗意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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