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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与文艺理论创新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13年5期 谭好哲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不能停留于关于增强问题意识的一般性谈论,而应进一步深入到“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关系上来。“马克思主义问题性”涉及与方法论相关的解释维度,与历史性相关的时代维度,以及与理想性相关的价值维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寻找、研讨与确立、坚守中,才能切实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思想创新。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一“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提出背景与内涵
    理论作为人类把握现实的精神对应物,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构成理论内容的基本骨架,而问题切入现实的深度则构成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思想深度和价值意义的大小。所以,任何理论研究和创新,都不可缺少问题意识。然而,从自我反思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的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内,却比较普遍地欠缺问题意识,致使理论创新能力不强,学术影响力度较小,这一点,似已成为学界共识。为此,近些年来学界业已发表不少文章,呼吁增强问题意识,并就如何增强提出一些主张和见解。这是问题意识觉醒的一个可喜表现。不过,通观这方面的一些文章,会发现泛泛之论较多,而且许多论者面对问题的理论立场以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并不明确,明显地缺乏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自觉。为此,必须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而言,仅仅停留在一般性地呼吁和谈论增强问题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再进一步,深入到“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关系上来,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寻找、研讨与确立、坚守中切实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思想创新。
    就大的格局而言,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至今,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为多种不同的关系状态。自五十年代初期到新时期启动前的二三十年间,由于政治一体化的特殊历史现实,当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文艺理论研究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那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不见得都是真正贯彻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时期以来,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趋向不断加剧,以马克思主义一种面目而存在的文艺理论研究已成历史。这里,不必过多政治的考量,仅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已逐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面相:其一,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感兴趣,而且从思想上予以排斥,因而其文艺理论研究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联,有的甚至是相互抵牾,这是不能回避的一种客观事实;其二,有的学者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多元思想文化中的一元加以看待,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实用主义地随意拼合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因而其理论研究中的学术立场和主导精神不明确,“主义”模糊、泛化,树不起理论旗帜,这是另一种情况;其三,许多学者还是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并真诚地努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以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其创新与发展。基于思想自由的学术原则,这里不拟对前两种理论面相加以评说,只想与第三类学者一同来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样的研究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如何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而这方面的思考就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紧密相关。
    “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提法来自于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文艺理论家詹姆逊。在谈到“后结构主义”时,詹姆逊说道:“它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①在论及德里达等法国学者为何要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时,他又指出个中的原因是在法国知识界非马克思主义化之后,“大理论家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再强调一次: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②。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呢?詹姆逊也有他的解释:“我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③所谓“马克思主义问题性”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本身,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有什么问题,不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中的理论过失和问题进行反思,尽管这种反思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必需的。而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詹姆逊明确说指的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本质问题,表象的问题等等。简要言之,詹姆逊所谓“马克思主义问题性”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而对现实文化和文艺问题的理论应对和聚焦,这一提法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对文化和文艺问题理论言说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比如就语言问题来说,从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出发所提出的是语言是否人类意识活动的最终决定因素之类问题,从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出发所提出的是语言是否无意识的表征问题,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出发所探讨的则是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的问题。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的问题之所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提问方式归属于或者说源出于上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之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其马克思主义性质是学界公认的。
    应该说,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强调特别是他在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坚守,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界反省和深思。反观中国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还有多少人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本质之类问题上费心思呢?如果我们不能够或者干脆就没有“致力探讨和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又何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呢?由此不妨直白一点说,不是一般的问题意识的缺失,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缺失才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缺乏创新并由之引生创新焦虑症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因而也正是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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