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类概念的使用在学术表达中可以发挥特殊的效用 现代学术始终离不开对概念的使用。概念可以规范一个学科或者研究领域在核心话语方面的共同特征，也可以规范一些术语在内涵上的相对同一性，从而使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可以相互理解。但就是在学术研究所必不可缺的概念的使用上，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其实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吕进在本科时学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因此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他一直看重比较这一研究方法：中外比较、古今比较、不同文体比较，等等。他认为：“广义的‘比较’是哲学思辨和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2]正是通过比较，他发现了中西诗学的诸多差异，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式。他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中西诗学的根本差异：其一，“中国传统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而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6]294；其二，“中国传统诗学喜欢运用类概念，不致力于建立庞大的理论框架；而西方诗学总是运用纯概念，致力于建立庞大的理论框架”[6]295；其三，“中国传统诗学在‘通’中求‘变’，而西方诗学则是在‘从零开始’中出新”[6]296。这些发现使吕进明确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路向：“中国现代诗学的建设离不开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批判继承，对西方诗学则必须进行本土化处理，才可能言借鉴。”[6]298他进一步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6]298 吕进的诗学研究正是按照这样的路径展开的。从其诗论的具体内容来看，他的创新意识体现得比较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侧面：一是对既有诗学成果的反思与清理，他善于从广泛的了解和研究之中提出新的主张，对诗的定义、“诗如画”、“诗与音乐等质”、诗的媒介特征、诗的视点特征、诗的灵感、诗的分类等诗学课题进行的新的界定与阐述，便属于这种情形；二是对新的诗歌现象的关注与独特把握，这为他的诗学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在其诗学品质的建构中，大量类概念的使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类概念是和纯概念相对应的一种学术型术语。在学理性特别强的学科，比如哲学，纯概念的使用可以增加研究成果的理论性。类概念是形象化、诗意化的概念。类概念既是概念，而其内涵又不十分明确，存在多种理解的可能。诗学研究具有感悟性、整体性、体验性，它是科学，但它不是精细的科学，不是说理的科学，诗歌的很多特征是很难用纯概念表达清楚的。类概念可以在诗学研究中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实现纯概念所难以达到的深刻性与丰富性。 吕进非常推崇诗人艾青的《诗论》：“《诗论》写得颇有诗人风度，但有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采用的是中国诗学的形式：短小的章节，生动的类概念，随处格言警句。”[6]298在这里，吕进提到了篇幅、类概念和格言警句，这是他打量和评价优秀诗论著作的文本特征的几个重要元素，也是他在诗学研究中所追求的境界。 吕进的诗学论文在篇幅上都不是特别长，即使对较大话题的研究和讨论，最长的文章也不过万余字。而且，他还撰写过很多“诗话”，三言两语，表达对诗歌的某些特征的点滴感受，读起来清新自然，犹如阅读散文诗一般。他出版过《一得诗话》，讨论诗的鉴赏，针对一些有特色的作品进行解读，引经据典，但又点到为止，既谈到了诗的鉴赏规律，又没有包办应该由读者去完成的“半个诗人”的任务。他先后主编了《外国名诗鉴赏辞典》、《爱我中华诗歌鉴赏》、《新诗三百首》等鉴赏性选本，对作品进行简单的导读，反响甚好。诗是心灵的艺术，有些微妙的东西是很难用文字言说的，只有通过感悟才能体会其中的奥妙。因此，在诗学研究中，吕进很多时候只是为读者提供进入诗歌的各种可能的通道，而不指明单一的路径，以不说出代替说不出的情形随处可见。这既体现了他对诗之本质的深度把握，也使他的研究成果充满了丰富的可能性，由此暗示诗歌和诗学的丰富性。 他经常使用类概念或者充满诗意的比喻，使一些看似高深的理论一下子变得非常浅显，同时也使可能因为纯概念的使用而显得单一的观点变得丰满起来。让我们阅读下面的几段文字： 诗属于情感，诗属于体验，诗属于内心。如果说，散文在反映人生，诗就是在反应人生：诗特别不留恋事态，它从事到情，化外在世界为心灵世界，化客观世界为主观世界。古希腊语中的“诗”字的原意就是“给万物命名”，诗人从现实世界走来，给我们的却是诗的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经过诗化处理，在诗歌里，诗人这个创造者成了自己的创作品。[4]18 通感的美学本质在于感官感觉的沟通、交错与应和。当灵感袭来，诗人“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各种感官的感觉的界线退到一旁，于是在诗人神游的世界里，花朵有了声音，声音有了形状，泉水飘着香味，香味闪着色彩。[4]176 叙事诗有情节，但不必完整；叙事诗有人物，但回避繁多。因为，叙事诗与其说是在讲故事，毋宁说是在唱故事，是在对一个简单的(甚或众所周知的)的故事进行抒情。叙事诗的灵魂是抒情。离开抒情，干巴巴地叙事，叙事诗就难免要“丧魂落魄”了。[4]65 这些文字似乎很难和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联系起来，倒更像是散文，甚至是散文诗。它们都是典型的“诗学隽语”，几乎没有使用充满学究气息的纯概念，而是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类概念，有些比喻甚至连类概念也不是，比如“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花朵有了声音，声音有了形状，泉水飘着香味，香味闪着色彩”、“讲故事”、“唱故事”、“丧魂落魄”等。这些表达都非常精短，甚至使用了排比等在文学作品中才经常出现的修辞手段。但是，这样的文字是切近诗歌本质的文字，是可以让学者和诗人、读者进行心灵交流、沟通并被记住的文字，和优秀的诗歌一样，不是干巴巴的、抽象的学理讨论，而是充满内涵甚至饱含诗意。 这种表达因为对纯概念的一定程度的排斥和篇幅的短小，在有些学者那里可能并不被认同。不过，他对诗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对中国传统诗学精髓的弘扬，使他的诗学著作在诗人和读者中拥有众多的接受者。有人对他的诗学风格和为学精神进行过评价：“求实，创新与多元化，可以说是吕进诗论的总体倾向。吕进作为当代诗论的一个实体，其意义将远远超过其诗论本身——诗论本身很难超越时代，它总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作为学派主体的吕进之精神更具价值，它很可能超越时空，波及后代。”[7]“他的诗学著作虽然处处闪烁着哲思的智慧，语言却极为简易；诗学体系庞大，而结构至为清晰。时下的许多诗学著作，刻意追求理论‘高度’，反而让人感觉像走不出的迷宫；刻意追求西方的时髦思潮，却反而成了域外名词术语的搬运工。”[8]这种认同体现了对吕进诗学研究的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应该是吕进的知音。 “吕进诗学体系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诗学研究的切入角度、诗学研究方法、诗学体系的整体框架和表述方式、诗论的具体内容等方面的突破。”[9]其实，诗学表达方式的创新也是吕进诗学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诗歌本质特征和普遍规律的揭示，追求深入浅出的学术效果，注重诗学研究的感悟性特征，形成了吕进诗学研究的独特个性，也使他的诗学著述“隽语”迭出。虽然他不拒绝借鉴西方文化、诗学中的优秀元素，但他的诗学研究在观念、表达、文本上和西方诗学研究差异很大，主要不是通过推理去建立庞大的学术体系，更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诗歌文本的理解、感悟去揭示诗的艺术本质，“通”中有“变”，“变”中现新。这种研究更多地继承了中国诗学传统的精髓，可以更好地揭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诗歌的特征，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在全球化语境之下，虽然文化、学术的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是，文化、文学、诗歌始终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只有通过具有民族特色的话语方式，我们才可能真正领会它们的本质之所在。 曾心说：“说实话，吕进诗学体系博大精深，无处不闪烁着诗心、哲理和语言的灵光，选编这本书是有难度的。”[10]《吕进诗学隽语》在整体框架上是相对完善的，揭示了吕进在诗学研究中所涉猎的诸多领域，如果要说存在局限的话，其实可以增加“诗学研究方法论”板块。吕进在他的著作、文章和教学过程中多次提到自己的诗学研究心得，其中涉及一些独特的诗学研究方法。对于学者来说，他们提供的学术观点固然重要，但他们总结的研究方法也许可以对后来者产生更本质、更长久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