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相继兴盛，使得20世纪上半叶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确立起来的纯粹文学理论的知识幻象破灭。文学知识界已经普遍接纳“理论”与文化研究为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两次重大转型变迁。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必须放弃其原来的边界甚至学科自足性，成为一种新的跨界知识形态。文学理论的未来图景，或者将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称其为“话语理论”。 【关 键 词】理论/文化研究/文学理论/范式变迁 【作者简介】张俊，男，四川仁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20世纪文学理论的空前繁荣，表现为层出不穷的批评方法及理论创新构建。这种知识学状况与其学院化、专业化、职业化密切相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民族文学或现代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文学研究”(Literaturwissenshaft，literary scholarship)进入大学现代学科体系，文学研究逐渐专业化、职业化，到20世纪早期即已定型为一种现代学院学术。在文学研究学院化的学术转型过程中，文学批评理论逐步形成自身晦涩的话语体系，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技术化的知识门类。对于这种以理论自居，从而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话语轩轾判然的知识系统，普通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若不经过专业训练已经很难掌握，于是它成为大学体制内部分精英的话语特权。所以，对比19世纪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多为作家，20世纪的理论家(批评家)则基本以学院学者为主体。文学理论的专业化、学院化的必然结果就是职业化。依托大学系科体制，学院派的专家学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创造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繁荣局面，各种批评方法或理论标新立异，不断涌现。 大体上，20世纪文学理论以60年代、80年代为分界线，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60年代以前，主要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为代表，形成了所谓“内部研究”为主流的各种形式主义理论学说；六七十年代，伴随“理论”的兴起，文学理论主流逐渐转向所谓“外部研究”，形成了名目繁多的理论学说；80年代往后，“理论”衰微，文学理论进入“后理论时代”，文化研究崛起。 在启蒙之前，人类知识尚未出现大规模的专业分化，文学理论常常需要依托修辞学、雄辩术、语文学、释经学等，并与文学、历史、哲学、神学、艺术学、美学诸学科杂糅在一起。18世纪末以来，文学知识界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总算在形式主义理论思潮中成功确立起文学理论的知识学边界，使其能够在文学研究中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并列成为三足鼎立的专业学科之一。但这种学科自足性的知识学幻象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20世纪下半叶“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相继兴盛，文学理论的学科面目又变得模糊起来。无论是“理论”还是文化研究，都已越出传统意义的文学理论边界。所以，当代文学知识界要坚守纯粹文学理论的边界，就必须排斥“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但是，文学知识界已普遍接纳“理论”与文化研究，这意味着文学理论必须要放弃其原来的边界甚至学科自足性，承认“理论”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改造，而转型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 一、“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 20世纪中期以后，在诠释学直接影响下，接受理论(Rezeptionstheorie)兴起，替代日渐衰落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在七八十年代形成巨大理论效应，标志着20世纪文学理论范式的重大跃迁，即从文本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尽管读者中心论范式影响深广，七八十年代兴起的许多文学理论学说皆受其影响，但它毕竟只是20世纪下半叶理论家族中的一员。在当代，文学理论的多元化取缔了形式主义的独尊地位，从此文学理论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再也没有哪种理论学说或学派可以在理论的神坛上独享尊荣。由之，形式主义式微之后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就不再具有普遍性意义。文学理论的多元化状态本身因此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20世纪下半叶文学理论领域最明显的变化是“理论”的兴起。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符号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殖民主义等各种名目繁多的文化理论(也包括部分社会理论)，全面挺进文学理论的领域，使其研究界域无限放大，在六七十年代形成“理论”的热潮，从而将文学理论推向历史巅峰。伊瑟尔讲，“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评历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性足可与19世纪伊始亚里士多德诗学为哲学美学所取代相提并论。”①这些“理论”由于不再局限于文学本质的解释，或者文学研究方法的探讨，所以它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正如卡勒所言，“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很难界定他的范围。”②实际上，“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知识形态，这不仅指它具有跨学科的知识对象，同时也意指其思想影响的跨学科性。这种知识形态对专业化的现代学科界限的突破，虽然体现了某种对于学科知识话语霸权的藐视、挑战甚至颠覆的后现代意义，如伊格尔顿所说，“‘理论’表示着我们那些为知识分门别类的经典方式现在已经由于种种实实在在的历史原因而陷入麻烦”③，但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理论”的渊源可以远溯到古希腊，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它才被视为一种时髦的学术研究范式得到广泛推崇与实践。 对于文学理论而言，其实与其说是“理论”挺进文学理论的领域，毋宁说是文学理论家跨界闯入了“理论”的场域。正如卡勒所观察到的6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界所发生的事情：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面所做的分析都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④ 通过向文化理论与社会理论领域的渗透、扩张，文学理论在七八十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也完成了从“内部研究”向“外部研究”、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范式转换。从事“理论”创作的批评家或者“理论家”，将“理论”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中剥离出来，从而把自己的使命升级到“分析传统人文学科的公认智慧”⑤的位置。在此，“理论”的抱负显然超出了文学的疆域，它要尝试回答人类生存与文化系统中某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使它看起来有几分像哲学或哲学的副产品。但毕竟它不同于哲学，严格讲也不是什么哲学的副产品。按照保罗·德曼的理解，“更经常的却是，当代文学理论是对哲学中在不同语境下也有所表露的问题，所做的一种相对自主的描述，虽然并不一定是以一种更为清晰、更为严谨的形式来描述。”⑥而伊格尔顿则认为，“文化理论已经成了某种堆放场，以为那些被狭隘的分析哲学、经验主义的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神经紧张地卸掉了的大题目，一些大得令人困窘的题目，提供一个场地。”⑦“理论”的这种宏大叙事风格，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自我神化的色彩。尽管如此，由于“理论”热衷对现代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与文化中所谓普遍“常识”的反省、批判，这种紧贴生活、文化与政治的学术形态也博得了知识界和大众的广泛认可。 不容置疑，“理论”的繁荣是文学理论黄金时代来临的标志。其鼎盛时期(1965-1980)⑧，得到西方一流思想家的钟爱，风头甚至盖过哲学。大多数“理论”实际上都继承了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崇尚理性批判，具有精英主义色彩；但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大多数“理论”又都摆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精英主义的姿态，从而获得大众知识分子的拥趸。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论的思想现象呢?这是因为“理论”异军突起的时代，正是西方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推崇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已经无法抵御时尚、广告、促销、电影、电视传媒、流行音乐、明星娱乐这些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些新兴文化被资本包装成商品成功推销给社会大众，由此受资本操控的大众文化符号和景观开始充斥整个西方社会生活，甚至作为精英文化最后堡垒的大学也不能幸免。大众文化的兴起，促使知识分子调整自己的文化态度。他们一方面担忧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业已进入人类生存环境的现代文化要素。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视，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商业资本意识形态操控与异化的揭露、批判，还是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作为人民自主表达的社会积极意义的肯定与分析，其实都是文化精英对大众文化的重构，借此大众文化也得以进入了通常所谓高雅文化的庙堂(经典化)。所以，大众文化的兴起最终导致了知识精英主义假设的坍塌，“理论”由此深深烙上这种历史印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论”使文学理论放弃了其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精英主义立场，将其知识场域和解释权开放给了大众知识分子。但“理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反精英主义”倾向，大多时候都是可疑的。实际上，放弃对大众的敌视与排斥态度，放弃对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并非是“理论”本身已经非精英化或者平民化了，这只是“理论”的妥协而已。 这里对“理论”的总体评论，使得“理论”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整体。其实不然，正如前面所讲，“理论”是复数的、多元化的，它有多幅面孔，且内容千差万别。所以，“现代理论不再奢望其基本原则具有普适性”。⑨在后现代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任何宣称普世性、唯一性真理的理论都将会招致怀疑与批判。所以，在60年代以后的理论运动中，“单数的、大写的‘理论’(Theory)迅速发展为经常重叠、交互生成并处于良性竞争中的复数的‘理论’(theories)”。⑩“理论”的多声部现象，是“理论”繁荣的前提，同时，它的众声喧哗也为“理论”在盛宴狂欢之后的落寞埋下伏笔。“理论”的热潮只昙花一现地持续了一二十年，随后即迎来一个宣称“理论终结”的后理论时代。的确，“理论”的兴盛是文学理论最后的盛宴狂欢。不仅如此，今天的理论家甚至也有将“理论”的兴盛视为是“文学终结”的征兆的。希利斯·米勒就认为文学理论出现于文学衰落的时代，理论的兴盛记录并进一步促成了文学的死亡(尽管他认为“文学性”是普遍而永恒的)。他说，“文学行将消亡的最显著征兆之一，就是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理论、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11)所以他提出这样耸动的命题：“文学理论的繁荣标志着文学的死亡。”(12) 对文学理论而言，在20世纪下半叶从形式主义的语言本体论走向包纳万象的“理论”，这一转向所导致的最严重危机乃是文学理论作为独立学科的知识幻象的破灭。这不仅仅是“理论”的跨学科性(本质是学科的不确定性)瓦解了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才确立起来的基于现代学术专业分工的学科自足性，更严峻的是，“理论”使文学理论丧失了文学研究这个根本立足点。正如伊格尔顿和伊瑟尔这些或学理论家所见，这些理论“大都萌芽于一些与文学相距甚远的领域”(13)，其思想框架主要“源自于各种哲学，或是各门学科、意识形态、批评实践，甚至来自于政治立场”(14)，“而且被集合在文学理论名下的种种方法也没有一个是专用于文学研究的”(15)，它们所关注的是远超出文学研究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政治领域的议题，如“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16)等。这种情况下，“理论”必然使得文学理论越来越脱离文学的具体实践，成为越来越独立于文学研究本身的知识形态。这其实也是文学理论必然的历史宿命。20世纪人类思想进入所谓“第二轴心时期”，各种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日新月异，文学批评界本身没有原创性的思想来源，但为了获取新的理论话语权力，巩固本来卑微的理论学科地位，只有向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借用各种思想原则与方法论，来促进自身的理论繁荣。通过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思想嫁接工作，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果。但由于几乎所有的主要思想原则或方法都是借自其他理论或者说学科，必然导致文学理论过度依附于这些理论或学科，造成其独立性或者说学科自足性的逐渐丧失。“理论”时代来临之后，引发的所谓文学理论的“内爆”，就是这种负面效果的突出表现。此后，文学理论也成为越来越受制于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或其他学科的一种跨界知识类型。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来的纯粹文学理论的知识幻象，由此最终破灭。所以，“理论”的繁荣也是纯粹文学理论衰亡的重要表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