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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反思与展望 1.文学理论的边界与学科自足性 通过对近半个世纪文学理论两次重大变迁的梳理与反省，我们最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困惑的结论：“文学理论”，这个通常意义上被知识界以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话语”的自明概念，其实在绝大多数时候指称的都是一种面目模糊的知识形态；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文学理论现在的专业身份愈来愈可疑。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精英主义文学观念的隆盛，正是纯文学衰落的标志。如果纯文学的衰落已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大趋势，那么纯粹文学理论必然会走向边缘化——这其实早已经是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真实历史。文学知识界固然仍有不少人坚持纯粹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抵制理论和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话语支配。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关于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诉求的正当性。但是，绝大多数的文学知识分子都已经意识到，纯粹文学理论已经演变为一种精英主义的学院学术，这种学究式的专家学术远离文化政治，成为无兴趣参与、也无能力参与社会公共空间话语权力角逐的“多余的知识”，于是不可避免地被抛甩到文化谱系的边缘位置。显然，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在这种边缘化的处境中静静地等待文学理论的消亡。最终，大多数文学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打开文学理论的大门，投入到各种“理论”或文化研究的怀抱中。于是几乎所有当代文学理论家都认同这样的立场：“今日文学理论应当成为最大限度开放的，‘敞开胸怀’去迎纳那些最为不同的学说，而在这种接纳中对任何一种流派性教条主义又要保持批评性的理论。”(26)——这也是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真实历史。 当文学理论从内向外主动打破纯粹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实际上它也就放弃了从浪漫主义到形式主义文论苦心经营的学科自足性。文学理论一旦向“理论”或文化研究敞开大门，它将不再只是某种“关于文学的理论话语”，而是变成一种没有明确学科边界和学术方向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在多元主义的游牧状态中也将完全失去任何统一标准的学科方法论的约束。最终，从乐观主义的角度来看，文学理论很可能会成功脱离现代学科建制，进入“理论”与文化研究相继营造的“后学科”状态。在这种知识状态中，学科自足性将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是多余之物，只要能够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解释路径，文学理论将对任何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保持高度的开放性。 2.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学科制度 文学理论学科身份的建构，并不仅是一个关于专业分工的知识学问题，它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实践，实际也关涉文学场中的理论话语权力操作与支配及其学术共同体的现实利益。米歇尔·福柯早就指出，知识是可以转化成话语权力的。理论，作为一种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在一个可以有效保障理论交流的文化系统中，实际上很容易就能化身为某种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所以，当文学在20世纪遭遇大众文化围困而逐渐衰微时，文学知识分子抓住了理论这件法宝用以自卫，对文学特殊文化身份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与辩护，从而促成了文学理论的繁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的繁荣才标志着文学的衰落。 随着现代大学的兴起，大学的学科建制逐渐完善，于是在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支持下，成为现代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文学已经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分得自己的领地，因此20世纪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主要便是依托大学的文学专业建制来进行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浓郁的学院派精英主义与职业化作风。大学中的文学知识分子，通过依托大学的文学专业，进一步构建出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文学理论知识，并利用大学的教育(课堂、讲座、教科书)与学术体制(学术团体、学术会议、期刊与出版机构)进行传播，最终成功地将他们所掌握的理论符号转化为理论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在大学中形成的主要表征，就是文学理论的学科化与体制化——通过学科化与体制化，相关学术共同体即可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与利益。所以，文学理论在大学体制中的学科地位的形成，是其在文学场中获得理论话语操控权力的体现。这种话语权力的获得，固然是值得整个学术共同体弹冠相庆的，但是，文学理论一旦学科化、体制化，这种学科体制马上就显露出一般学科规训的特性。 学科规训制度是大学知识生产与话语权力控制的高级约束机制。任何学科形成之后，必然划定各种排他性的学科界限，巩固学科自身的专业地位，以便该学科的学术共同体能够掌控学科话语权力与相关社会资源。作为一直谋求现代学科地位，并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梦想成真的文学理论，自然也不能例外。当然，依靠大学的学科建制，文学理论也得以向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建立了“完整而融贯的理论传统和严格的方法学训练”。(27)但是，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毕竟是一种社会实践，它必然关涉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文学理论学术共同体的既得利益，它必然树立一些界限(如考核、学位、职称、会籍等)，一方面阻碍“圈外人”对专业学术资源以及其他既得利益的分享；另一方面也对学术共同体成员进行规训，使其能够为维护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服务，否则将被无情地排斥到边缘甚至共同体之外。所以，文学理论的学科身份越清晰，这个学科的各种人为界限也就越琐碎、严苛，同时也就越封闭；而学科越封闭，则表明学术话语权力垄断的程度越高，既得利益的学术共同体规模越小。 20世纪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借助大学严谨的学科制度，通过高度专业化的学术语言，将文学理论的专业学科身份特征标识出来，从而获得了文学理论学术共同体前所未有的强烈身份认同。但是，随着20世纪下半叶“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相继兴盛，形式主义所标示出的纯粹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被摧毁，各种标新立异的思想学说与批评方法汹涌而入，文学理论的学科规训制度也似乎失去了其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与此相应的是，当代文学理论的学科身份认同感已大幅下降，文学理论学术共同体也变得越来越松散。但文学理论的学科规训制度是否将永远失去其学科约束力，还是一个未解的问题。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文学理论对“理论”与文化研究开放边界，最终会导致其脱离现代学科建制，进入所谓的“后学科”状态，届时文学理论的学科规训制度自然消亡。而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尽管目前文学理论因为大面积吸纳“理论”与文化研究，造成其学科身份模糊，纯粹文学理论的学科规训制度暂时失效。但是长远一点看，当代文学理论无论如何转变，主要依托的毕竟还是大学的学科体制，其最终还是要被纳入到职业化的专家学术框架内，成为大学学科建制的一部分，从而必然形成新的学科规训制度。而且新的学科规训制度一旦形成，必定会排挤或者改写当代文学理论在学科规训衰驰之时所产生的那些激进的变革因素。 3.作为话语实践批判性反思的文学理论 文学知识界原先以为是自明的“文学理论”概念，当其学科边界被“理论”与文化研究摧垮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难以界定的新概念或者过时的概念。人们原先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反思或理论话语体系，它既应当是以文学活动或文学性为研究对象的，又应该具有理论的普遍性特征，现在却发现它探讨的话题很多时候都不相关文学活动或者那种追求普遍性的理论，甚至有时它既不相关文学也不是理论。今天所谓文学理论的学科领地内，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和批评话语，没有统一的对象和方法，以致文学理论家根本无法从其驳杂的理论与批评现象中抽绎出具有普遍规律意义的“总体化”(totalizing)特征，从而满足普通读者(甚至包括文学理论工作者)对于文学理论本质定义的幻想。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学科幻觉，“说文学理论是幻觉首先意味着……文学理论实在不过是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根本就没有任何统一性或同一性而使它可以充分地区别于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或者文化和社会思想；其次，这种说法也意味着，它那个想要与众不同的希望——想要缠住一个名为文学的对象的希望——是被放错了地方的。”(28)实质上，文学理论的学科幻觉，不仅来自其知识独立性和对象的统一性幻想，也来自其建基于二者之上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理论诉求。 但是，文学理论这种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宏大叙事话语，将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理论解释或假设，虚构或放大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真理或永恒本质，必然导致独断、僵化的教条主义及排他性的话语霸权，故在“理论”时代便已经遭到解构，文化研究崛起更进一步将其抛到了理论话语的边缘。如今，在一个推崇多元主义或宽容的普世主义的时代，文学理论已然不可能再生存在某种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学科幻觉之中。正因为如此，文学理论变得难以界定。 当代的文学理论，不仅超越了学科范畴，超越了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与文化，超越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而且总有一天它会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话语模式。文学理论的未来图景，或者将是一种被伊格尔顿称为“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s)的批判性反思，我们可以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称其为“话语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