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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美学的感性解放 在20世纪反形而上学的大潮中，美学出现了以感性的名义对身体感知含义的回归并使之发扬光大的趋势，我们姑且称之为“感性解放”。“传统本体论遭到了非议：与以逻各斯为基础的存在观相抗衡，出现了一种以非逻辑的东西即以意志和快乐为根据的存在观。这股逆流也想表明其自身的逻各斯，即满足的逻辑。”［14］89从世纪之交的尼采，到弗洛伊德、梅洛-庞蒂、马尔库塞、福柯、德勒兹、苏珊·桑塔格、伊格尔顿、舒斯特曼等人都可以纳入这个大的链条之中。这股思潮虽然在突显感性的重要性方面与早期马克思一脉相承，但是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和逆转，即以当下性、现实性取代超越性，张扬感性而贬低理性。在回到鲍姆嘉通的口号下，美学原本具有的与身体相关的知觉和感觉的含义得到了释放。“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在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嘉通所作的最初的系统阐述中，这个术语首先涉指的不是艺术，而是如古希腊的感性所指出的那样，是指与更加崇高的概念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和感觉领域。”［13］1 尼采便颠倒了柏拉图——基督教——笛卡尔以来重视心灵贬低身体的思路，认为心灵是身体的工具，在审美活动中身体是比心灵更加活跃有力的因素。“兽性快感和渴求的细腻神韵相混合，就是美学的状态。后者只出现在有能力使肉体的全部生命力具有丰盈的出让性和满溢性的那些天性身上；生命力始终是第一推动力。” ［15］弗洛伊德更是赋予无意识与本能以空前重要的位置，把艺术视为被压抑的本能和无意识的升华。他说，“我们假设存在于‘本我’的需要所导致的紧张背后的那种力量，就叫做‘本能’。本能代表的是肉体对于心灵的要求。”［16］268阿多诺也说，“每一种感觉都是一种肉体的感受……像‘感官的’、‘感觉的’以及‘感觉’这样的词在语言学上的细微差别本身就表明了所意指的事实很少像认识论对待它们的那样是认识的纯粹要素。对万物世界的主观内在的重构是以感觉作为它的等级制度的基础”［17］。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质疑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认为人通过身体向世界和他人开放，我们对世界的知觉是通过看、触摸、感受来进行的，诸如视觉、性、运动机能等都无法区分出主体与客体、身体与意识。所以，他致力于研究感性世界的复杂性，以语言与身体、意识与潜意识的汇通淡化主客体关系，从而使感知者与被感知对象融为一体。福柯倡导的以自我呵护为原则的生存美学甚至把感官快乐与麻醉相联系。“我以为，那种真正的快乐是如此深沉强烈、压倒一切，会令我窒息，我会因此而死去……某些麻醉毒品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它们能缓解我对那种强烈而又寻觅不得的快乐的渴望。”［18］福柯鼓吹超越性欲的各种身体愉悦，主张通过人与事物、人和身体的多形态关系来创造多种愉悦，所以他不仅关注生物能量、性别建构和身体的社会管制问题，而且热衷于从同性恋、性虐待、吸毒等渠道取得高感官强度的满足。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身体本身也成为审美化的消费品。“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19］感性替代了理性，当下替代了永恒。 在这个过程中，马尔库塞提出的新感性就是对马克思早期感性论的继承与发挥，也是对现代社会中审美感性化、世俗化倾向的一个理论回应。考虑到德语中“感性”(sinnlichkeit)一词兼有本能与感性知觉之意，马尔库塞抓住马克思的感性论引申为“新感性”。他认为美“既‘与感官有关’，又‘与艺术有关’，因此可以用来表达自由环境中的生产—创造过程的性质”［20］48。马尔库塞试图从个人最直接和最彻底地体验世界和自身的地方，即感性和本能需求之中，寻找社会关系变革的基础，所以他提出“新感性”的说法。“新感性并非仅仅是在群体和个体中的‘心理现象’，而是使社会变革成为个人需求的中介，是在‘改变世界’的政治实践与追求个人解放之间的调节者。”［21］130在马尔库塞看来，“新感性已成为实践：新感性诞生于反对暴行和压迫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根本上正奋力于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形式；它要否定整个现存体制，否定现存的道德和现存的文化；它认定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权利：在这个新的社会中，由于贫困和劳苦的废除，一个新的天地诞生了，感性、娱乐、安宁、和美，在这个天地中成为生存的诸种形式，因而也成为社会本身的形式。”［21］108他声称他的新感性来自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感性具有破坏旧历史的潜能，从而把自然作为解放的领域，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所谓‘感觉的解放’，意味着感觉在社会的重建过程中成为有‘实际作用’的东西，意味着它们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创造出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21］135审美的感受力已经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现实的政治形式，艺术的感觉革命可以培养全新的感官系统，同造成压抑的现行体制相决裂。马尔库塞致力于探讨现代技术或工业文明“制度化的反升华”所造就的从爱欲向性欲的转变，认为这种力比多的动员、管制和释放恰恰与对社会的顺从相匹配。性欲的解放使人摆脱了大部分不幸和不满意识，成功地压制了人们生活中的超越性追求。他呼唤的是爱欲的解放，爱欲的解放和性欲的解放不同，“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上，爱欲的解放必将成为一种致命的破坏力量，必将全盘否定支配着压抑性现实的原则。在西方文明中，文学巨著只赞颂‘不幸的爱情’……与解放了的爱欲所具有的破坏性不同，在垄断控制的坚固制度内部，性道德的松弛倒是有助于这个制度本身的。否定与肯定、黑夜与白天、梦想世界与工作世界、幻想与挫折，都被协调一致起来了。”［14］66-67因此，他寄希望于幻想与艺术，娱乐和游戏。于是爱欲的解放成了马尔库塞的乌托邦。一般认为苏珊·桑塔格所倡导的“新感受力”是受到马尔库塞新感性的启迪而提出来的。她自以为她的新感受力涵盖了从身体到精神的总体反应。但就其具体论述来看，桑塔格的新感受力主要还是着眼于身体性与当下性，放弃了马尔库塞新感性中的超越性诉求。李泽厚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提出过建立新感性的问题。他认为，“从主体性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来看美感，这是一个‘建立新感性’的问题，所谓‘建立新感性’也就是建立起人类心理本体，又特别是其中的情感本体。”［22］110李泽厚批评马尔库塞把“新感性”理解为纯自然性的东西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他认为对新感性应当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具体说就是“自然的人化”方面去理解，即“要研究理性的东西是怎样表现在感性中，社会的东西怎样表现在个体中，历史的东西怎样表现在心理中……美感便是对自己存在和成功活动的确认，成为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和一种形态。它是对人类生存所意识到的感性肯定，所以我称之它为‘新感性’，这就是我解释美感的基本途径”［22］123。李泽厚把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分为外在的自然人化（山河大地的人化）与内在的自然人化（感官、情欲的人化）两个部分，其中外在的自然人化形成了美，内在的自然人化形成了美感［22］112-113。这样，李泽厚便把新感性的形成视为内在的自然人化的历史成果。 在晚近的美学家中，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舒斯特曼在容纳后现代审美化生存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身体美学”的构想，试图重构鲍姆嘉通使美学涵盖美和艺术、既包含理论也包含实践练习的改善生命的认知科学的观念，把身体美学定义为“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因此，它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对身体的改善的知识、谈论、实践及身体上的训练” ［23］。身体美学研究身体感知、身体体验和身体应用。舒斯特曼视身体为感性审美欣赏与创造性自我塑造的核心场所。“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身体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它常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各种需要、种种习惯、种种兴趣、种种愉悦，还塑造着那些目标和手段赖以实现的种种能力。”［24］舒斯特曼更看重“体验性”的身体训练如舞蹈、瑜伽、打禅等，而不是化妆、节食、塑身这些外在的身体训练，认为后者属于诱使大众对身体的审美观趋向标准、统一的表象的“身体美学”。但是，由于舒斯特曼把审美、伦理、生活合而为一，同样忽视了审美的升华需要和提升潜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