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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赋与狂诗 狂诗(rhapsody)意指诵诗人(rhapsode)朗诵的史诗。古希腊没有以狂诗命名的诗篇，那些适于一次吟诵的史诗章节，特别是荷马史诗中的一节，就被称作狂诗。“狂诗”之“狂”来自诵诗表演中所表现出的迷狂的情绪，后来被用于指称诗文中那种溢于言表、感情奔放、欣喜若狂的诗句。其现代英语动词形式(即rhapsodize)意指狂热地称颂某事物，这一点与赋为“颂”的特点相似。《伊安篇》中柏拉图通过诵诗人的“迷狂”来论证他的“灵感说”(17)。关于诵诗人最生动的记录，就保存在柏拉图的《伊安篇》中。他们以朗诵表演史诗为职业，在希腊各地巡回演出，并在宗教庆典上举行诵诗大赛，赢取奖品。他们朗诵的诗主要是荷马史诗，也包括赫西俄德(Hesiod)的教谕诗，一部分为自己创作。吟诵时，他们既叙事又抒情，在现成的诗行间穿插自己即兴创作的诗句。 如果说赋家“赋”的是《诗经》的话，诵诗人“赋”的就是荷马史诗。两者中作为作为动词的“赋”的涵义略有不同：前者“赋”是“敛”(18)，也就是“征用”，衍为“引用”、“援引”，“赋诗言志”大概就是直接用《诗经》里的篇章表达意向的礼仪；而狂诗之“赋”(即rhapsode的古希腊语动词rhapsōidein)原意为“缝纫”、“编织”，就是把原有的诗篇诗节编成史诗。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大概就是靠着诵诗人背诵流传下来的零散篇章而组合成的两部史诗。荷马本人也许就是像伊安这样的游吟诗人，他把各种神话传说、故事笑话编织成了两部史诗。后世诵诗人又以荷马为蓝本来进行诵诗表演，所以苏格拉底说伊安是“代言人的代言人”(19)。据说荷马是盲人诗人，在我国关于诵赋的最早记录里，诵赋人也是盲者，“瞍赋，矇诵”，“瞍”、“矇”都是盲者(20)。荷马可以看成是狂诗之祖。狂诗属于史诗，总体上是叙事的，这是狂诗与赋的最大区别。 相比狂诗，赋更为庞杂，然就传播媒介这一点，两者是相同的：都是诗之赋诵。不过，狂诗的朗诵属于一种说唱表演，而中国的“赋诗”，情况更为复杂。荷马史诗一行六音步，约十二个轻重音，格律齐整，节奏感很强，这种诗体显然是为朗诵之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诗中有大量词汇、句子的重复，甚至有的描写片段，如关于宴会的描写，也常常整段一字不改地重复使用。有些重复使用的形容词意思不大通，另有一些虽然意思是通的，但也只是为了凑足音节，在意思上显得夸张累赘。这些特征表明狂诗的朗诵属于一种说唱表演。诵诗人朗诵时亦或用乐器加强节奏效果，与民间弹弦说唱的艺人一样。而赋与说唱艺人(“俳优”)的关系，前人亦有论述。说赋源于“优语”，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更充分的历史证据。从赋的起源看，“赋诗言志”、“登高能赋”中的“赋”应为一种礼仪，或者士人对答的一种模式，班固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21)后来“赋诗”变成战国策士的一种游说策略，成为汉赋的源头之一。赋具有明显的说唱表演特征是在西汉时期，此时汉赋以朗诵表演的方式传播流行。但是与伊安的诵诗表演不同，汉赋的朗诵不是大众化的，而是帝王诸侯仕宦的特权。赋家被称为帝王的“言语侍从之臣”，常自叹“类倡优”。赋家不一定自诵诗赋给皇帝听，《史记》载司马相如、扬雄都有口吃，“不能剧谈”(卷64上《严助传》、卷87上《扬雄传》)(22)，但王宫有“夜诵员”，专门为皇帝诵诗赋。“夜诵员”是经过了专门训练、掌握了一定的说唱技巧的专职人才。“诵赋愈疾”的故事就是西汉宫廷诵赋表演的生动例子。所以简宗梧说：“楚宫到西汉宫廷的暇豫之赋，是声音的艺术，是由传播者口诵、欣赏者耳受的文学。”(23)东汉后，宫廷诵赋活动式微，赋只供案头阅读，不具有说唱表演性。 作为服务帝王的一种娱乐形式，汉赋具有宫廷文学的性质，因此在近现代饱受指责和冷落。古希腊早期史诗也是歌颂国王的宫廷文学(24)。不过，荷马时代的“国王”可能只是氏族军事首领，与中国诸侯国君尚有差距，更无法与封建集权时代的帝王相比。另外，史诗是以描述征战歌功颂德，汉赋则以描写苑囿田猎、描绘都城宫殿来歌颂君王。“狂诗”的朗诵表演随着古希腊文明的衰落而消退，但其朗诵的内容则以史诗文本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史诗成为一种文学体裁，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诗人们争相效仿荷马史诗，写就一部部史诗体作品。“拟史诗”具有原始史诗宏大叙事的特点，但内容就多样化了，主要用于表达诗人的社会理想和宗教观念。中国文学本与政治密不可分，而汉赋尤甚。汉散体赋有讽谏之意，骚体赋用于抒发不遇明君的压抑。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纯文学体裁中，只有汉代的赋专门用于政治目的，其他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类型都没有起过这样的作用(25)。赋自汉末由宫廷回到士人大众后，题材也大为扩展，但仍然与封建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