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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9)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遗产》2014年第201 商伟 参加讨论

    注释:
    ①谈凤梁《〈儒林外史〉纪历》,《南京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第44—56页。
    ②我在这里只是就《儒林外史》的叙述纪年而言,并不包括出于其他原因而对1803年卧闲草堂本的部分章节表示怀疑的种种说法。例如,卧闲草堂本的第五十六回,是否出自吴敬梓之手,至今依然众说纷纭。除非有新的证据,一时还难下定论。但仅仅因为伪作嫌疑便将它排除在外,也同样有失草率。详见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9—210页;附录“《儒林外史》的作者、版本及其相关问题”,第409—423页。
    ③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9—247页。
    ④关于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的时间和阶段,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胡适认为《儒林外史》完成于1748至1850年之间,基本上为学界认可,详见下文。
    ⑤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第243页。
    ⑥详见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5页;第78—85页。
    ⑦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18—23页。
    ⑧蒋士铨《宝意先生传》,嘉庆丙子重镌《忠雅堂文集》,藏园藏板,卷三,第31—33页。参见《忠雅堂集校笺》,邵海清校,李梦生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册,第2093—2094页,不过文字和句读与此处引文略有出入。
    ⑨蒋士铨《朴庭(吴爚文)先生传》:“继而妇兄商宝意翰林乞外,得镇江郡丞,君幡然往依。在南昌日,宝意中蜚语,势岌岌!君守之不去,事旋雪。”(《忠雅堂集校笺》,第4册,第2097页)
    ⑩《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写向鼎从安庆府正堂的位置升任福建漳州道台,自此从小说中销声匿迹,可见是为人物下场而特意设置的,与商盘的经历已无复相关。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吴敬梓写到此处,正是1744年,商盘此后的经历还无从得知,而小说叙述又需要一个让向鼎离开的缘由。吴敬梓为了安排小说人物的退场,不时脱离原型而融入虚构,牛布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第二十回写他客死芜湖,可他的原型牛草衣却一直活到了吴敬梓死后的两三年,即1756或1757年。在原型的基础上,杂糅其他素材,并且加以虚构,这是吴敬梓的常用手法。因此,我们在研究《儒林外史》的原型本事时,也应该为想象虚构和杂糅合成留下余地,否则就变成了胶柱鼓瑟。不过,我在这里举的几个例子,都与小说叙述时间问题有关。因此,我们面临了一个直接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吴敬梓会出这样的错,更准确地说,为什么会恰巧错成这样,而不是任何别的样子?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小说的素材本事研究就可以扮演一个恰到好处、甚至是无可取代的角色。
    (11)有关程梦星的生平,见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75—78页。又见王娟娟《程梦星研究》,安徽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附录一《程梦星与〈儒林外史〉——程梦星为庄濯江人物原型补正》,第47—52页;附录二《程梦星年谱》,第53—73页。
    (12)详见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章“吴敬梓生平”,第九节“病逝扬州”,第339—344页。
    (13)见周兴陆《吴敬梓失传著作〈诗说〉在上海发现》,《光明日报》1999年6月24日;《吴敬梓〈诗说〉劫后复存》,《复旦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131—140页。
    (14)关于这些问题的不同说法,见周兴陆、金宰民《文木山房诗说三题》,《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2期。又见陈美林主编,李忠明、吴波著《儒林外史研究史》第七章第二节“《文木山房诗说》的发现与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194页。
    (15)或许我们还可以由此推想:《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写到《诗说》在朋友中流传,表明这一回作于此后不久。第四十九回提到《诗说》四五年前问世,又提供了衡量小说写作的一个时间参照尺度,因为这四五年或许正是吴敬梓从三十四回写到四十九回所花费的时间。如下文所述,《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或作于1749年稍后,由此推断,《文木山房诗说》的成书和流传大概发生在1745年之后。值得一提的是,《儒林外史》把杜少卿完成《诗说》的时间系在他辞却官府推荐的“采访天下修儒”考试之前,落实到吴敬梓的生平中,当在1735年退出博学弘辞试之际。而这显然与吴敬梓写作《诗说》的情况不合,也没有得到有关史料的佐证,当属小说家的虚构。但重要的是,这个例子又让我们看到作者的生平经验,如何以另外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介入了有关杜少卿的叙述:他写到杜少卿辞却荐举考试时,《诗说》恰巧成书或成书不久。因此,也正是从小说的这一部分开始,出现了与《诗说》相关的情节和对话。这一点表明,作者在塑造小说人物时,并不总是依照原型的生平顺序,按部就班地写进小说。而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将刚刚发生的事件糅入小说叙述,因此也就在他当下的生活经验与正在展开的小说叙述之间,由于时间的巧合而产生了对应关系。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并不常见,但在研究人物本事时,应该予以相应的注意。
    (16)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42—51页。
    (17)参见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附录”,第419—420页。
    (18)《续纂句容县志》,光绪甲辰重刊本,卷九《人物》,第3页。关于樊明征的生平,详见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38—40页。
    (19)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第241—242页。
    (20)袁枚《随园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15页。
    (21)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5页。
    (22)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23—30页。
    (23)赵慎畛《榆巢杂识》“卢雅雨培植后进”,徐怀宝点校《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1年版,卷上,第30页。
    (24)王安定总纂《两淮盐法志》卷一三七《职官门·名宦传》上,光绪三十一年(1905)版,第30页。
    (25)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一七,收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121集,第107—113页。
    (26)不过,吴敬梓的补写是有所选择的。冯粹中入京赴试中举的当年,便卒于京城,吴敬梓身边的不少朋友都有诗悼念,但在小说中却没有提到(见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14—15页)。
    (27)胡适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十八首之十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推断《儒林外史》至1748和1750年间已成书(见胡适《吴敬梓年谱》,《重印文木山房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第15—16页)。程晋芳《勉行堂诗集》所收《春帆集》为编年体例,集中所收诗作起于乾隆戊辰(1748),止于庚午(1750)二月,而依照编年时序,《怀人诗》当作于1749年,从诗中所写的季节来判断,已是秋冬之际。这样看来,至1749年冬,《儒林外史》已经基本完成。我的估计稍迟于此,而且成书后仍不断修改。但迟至1752年秋,尚未写到四十九回的可能性不大。倘若如此,程晋芳三年前的说法就未免有虚张声势或夸大其词之嫌,而吴敬梓在生命最后两年频繁外出的情况下,仍在赶写小说的最后八回,也与情理不合。
    (28)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第237页。
    (29)倘若假以天年,吴敬梓还有可能为荀玫后来的命运补加两笔:卢见曾于1754年,复任两淮盐运史,仿佛时来运转,但却好景不长:“乞老归,为后任陷害,竟置于法,后奉特旨昭雪。”(《两淮盐法志》卷一三七《职官门·名宦传》上,第31页)尽管有了“奉特旨昭雪”的好结局,但仕途的凶险和官场的无常,毕竟令人瞠目结舌,连最具想象力的作家也恐怕一筹莫展,更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至于“陷害”云云,又岂非见仁见智之说,一时难下定论。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常似乎持客观立场,无闻则已,有闻则录,而并不强作解人,更没有对笔下的人物一劳永逸地盖棺论定。这一开放的、更贴近当下生活和新闻传言的小说写作方式,或庶几近之矣?
    (30)见金和《儒林外史跋》,详见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1—12页。
    (31)《茶余客话》卷八,第5—6页,见吴省兰辑《艺海珠尘》本,听彝堂藏板,十二卷,第四十六册。
    (32)《东皋杂钞》卷二,第13页,见吴省兰辑《艺海珠尘》本,第四十四册。
    (33)《东皋杂钞》卷一,第1—2页,《艺海珠尘》本,第四十四册。
    (34)《舜山是仲明先生年谱》,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见陈祖武先生选《清人年谱系列》之二《乾嘉明儒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488页。
    (35)《舜山是仲明先生年谱》,第506页。
    (36)(37)《舜山是仲明先生年谱》,第611页。
    (38)《舜山是仲明先生年谱》,第614—615页。
    (39)《舜山是仲明先生年谱》,第610—611页。
    (40)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转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8页。
    (41)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10页。
    (42)《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李汉秋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页。
    (43)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对是镜及其有关传闻书写的全面论述。考虑到时间的因素,吴敬梓不可能读到这里涉及的有关是镜的当代记述,但是镜热衷结交当世名流,因此名声不小,也争议不断。关于他的口头传闻,自然不少,在现存的文字中也多少留下了一些痕迹。例如,袁枚听说他在父亲辞世后,墓庐讲学,便写信给他,指斥他矫情自恃而近伪,欺世邀名而名实相悖。戴震曾经回过他的信,但后来对他的人品和学问也多有讥讽(详见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第1—12页)。进一步揭示当时文人社交圈与传闻网络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思想史、社会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44)见M.M.Bakhtin,“Discourse in the Novel”,The Dialogic Imagination:Four Essays by M.M.Bakhti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8,pp.259-422。又见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
    (45)参见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第23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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