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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就在出版《诗歌语言的革命》的同时，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的接受又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即以“多元逻辑”和“边界/门坎”(threshold)为代表的不再受限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气息的文学和文化理论。 “Polylogue”是克里斯蒂娃非常中意的一个概念。1974年，她以《多元逻辑的小说》为题发表了为其丈夫——《泰凯尔》刊物的创始人、主编菲利浦斯·索莱尔斯——的先锋小说《H》所写的评论。1977年，她又以此为名出版了她的第三本论文集，汇集了主要发表于1970年代的一些论文。在《多元逻辑的小说》中，克里斯蒂娃延续了早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路，认为语言系统以两种机制作为基础：一种是区分，即将语言区分为能指和所指；一种是组合，即通过修辞语加上中心语组合而成句子。在《H》的开头，可以注意到句子很容易与文本整体区分开来，其组合与毗邻都是模糊不清的，而且这种模糊性在谓语短语出现在表层结构时得到了强化：各种主格、宾格、连接短语能够与名词短语主语得到不同的理解方式。通过这些模棱和多价的特性，句子序列仍然设法成为可确定的，在阅读中通过一种单一的呼吸式动作所界定，形成某种一般性的升调。在克里斯蒂娃看来，“《H》成为一种既非诗歌，又非叙事的独特文体，文类的观念被打破了。尽管小说中仍然存在符号运作与象征运作之间的冲突，但它事实上成为一种无穷无尽的残片：一种外在的多元逻辑(external polylogue)”。除了在词法、句法所形成的模糊多义的特点之外，狂欢化的“笑”直抵富有多个层面的意义，进入由逻辑、句法和叙事盈余所形成的空隙，也成为《H》重要的特点之一。克里斯蒂娃在文中并没有直接征引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但当她指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笑仅仅存在于启蒙运动时期和精神错乱的间隙，在那里权力和逻辑首先经验为模棱两可，并最终分解损毁”时，与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中对于西方笑史的描述几乎是相一致的(24)。“多元逻辑”的思想基础就是多元和复调，而这正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克里斯蒂娃分析了塞利纳的现实主义小说，认为因为受到了社会的限制，或者说由于仇恨，使得他在小说中的立场具有了双重性，“它们处于厌恶与欢笑之间，处于世界末日和狂欢节之间。任何虚构的主题，顾名思义，是对惟一所指的挑战，因为它是一个多义所指，一个‘自我的晕厥’(巴塔伊)……巴赫金指出了根本的复调性质，即任何言语词汇、陈述句中的本质二重性，尤其是在有狂欢传统的小说(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塞利纳达到了这一技巧的顶峰，而且成了它的一种处世方式”(25)。这种“双重立场”正是“多元逻辑”的重要表现，也是巴赫金思想的精髓。 “边界/门坎”是19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看重的另一概念，她认为：“如果我要找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观点来共享这些概念的话，我会说‘边界’，或更好的词是‘门坎’。”巴赫金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描写对象的无结局性：因为他描写人，一向是写人处于最后结局的门坎上，写人处于心灵危机的时刻和不能完结也不可意料的心灵变故的时刻”(26)。巴赫金分析了“门坎这样渗透着强烈的感情和价值意味的时空体”，认为“门坎时空体”“也可以同相会的主题相结合，不过能成为它最重要的补充的，是危机和生活转折的时空体。‘门坎’一词本身在实际语言中，就获得了隐喻意义(与实际意义同时)，并同下列因素结合在一起：生活的骤变、危机、改变生活的决定(或犹豫不决、害怕越过门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与门坎有关的阶梯、穿堂、走廊等时空体包含有危机、堕落、复活、更新、彻悟、左右人生等等特殊的蕴含(27)。S.K.克特纳即以“Kristeva：Thresholds”为题，讨论了克里斯蒂娃的意义和主体性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分析其小说观念以及所关心的问题：意义的不安过程和在文学文本中所证明的更为普遍的社会—历史危机的主题(28)。她还借用政治现象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认为“门坎/边界”不仅能够表现临时性联系或者空间上的交结点，而且能够意指社会的融点，政治的公开性和绝大多数的心理可塑性。正因为如此，“门坎/边界”能够给互文性理论带来新的阐述空间。“门坎/边界”将克里斯蒂娃1970年代思考的作为过程的主体、互文性的间性思想、通过“文本”实现语言与文化、政治边界的跨越，等众多主题联系了起来。 2002年，克里斯蒂娃发表了题为《“我们俩”或互文性的故事(历史)》的文章，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与互文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清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历程，并超越此前所形成的仅仅将互文性作为文学理论问题来讨论的局限。虽然1970年代之后克里斯蒂娃很少再提互文性，但并不意味着互文性及其相关问题不再重要，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在她看来，“互文性是将历史引向我们自身的最通常的方式。我们，两个文本、两个命运、两个心灵”。这其中最重要的“我们俩”当然就是克里斯蒂娃与巴赫金了，“所有事情都发端于与巴赫金有关的故事……我将巴赫金的多个内在声音的观点和一个文本中包含多个文本的思想融入进去”。不过，互文性理论并非仅有巴赫金一个来源。首先是巴赫金和罗兰·巴特。她回忆说：“在我研究之初，我对巴赫金进行了评论，并且发现他的对话主义和狂欢概念有可能打开一个超越结构主义的新视野，罗兰·巴特已经在其符号系统中思考过意识形态的含义问题(《神话学》，1953)，讨论过符号自身的复义问题(《批评与真实》，1966)，因此，他对我最初对巴赫金的解读非常有兴趣，并邀请我在他的研讨班上进行了介绍。因此，我的互文性概念可以回溯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和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其次是迈克尔·里法特尔(29)。他在既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考察文本对日常普通读者的直接影响，改变了诗语和“日常语言”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说规范标准。1979年里法特尔的《文本的生产》一书出版，“互文性才真正成为一个接受理论的概念，因而形成了这样一种阅读模式，它以深层把握修辞现象为基础，主要是把文学材料里的其他文本当成是本体文本的参考对象”。再次，是法国学界后结构主义转向的思潮。德里达的“话语嬉戏”、拉康的“无意识具有语言结构”、福柯的“话语理论”以及罗兰·巴特将读者引入文本理论等，都在影响着克里斯蒂娃。于是，“互文性的概念开始与我所使用的另外一些概念产生共鸣。也就是说，陌生/熟悉、移民个性和移植；符号学和它们超字面意义；卑贱、边缘型人格、对象模糊和主体行动”。克里斯蒂娃建立起了精神分析与符号学之间的联系，认为词源学意义上的“符号”就是有特殊之处的标志，一个被刻写的符号，这个能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的名为“驱力”(drives)的“心灵”标志，体现为冲动和心理运动的节奏方式(30)。克里斯蒂娃对“互文性”有关的一系列学术渊源的清理，充分显示了在这一学术脉络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克里斯蒂娃接受巴赫金思想影响的过程遵循的一种复杂的多元逻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