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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封闭的文本》并非克里斯蒂娃专门为介绍巴赫金而写，而是更多聚焦于自己对文本理论的思考，其中也包含大量来自巴赫金思想所获得的启发，参考文献中还有“巴赫金小组”时期梅德维杰夫/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一书，可见克里斯蒂娃所涉猎的文献范围有所扩大。 克里斯蒂娃将当代符号学建立在超语言学基础之上，认为当代符号学不同于话语理论之处在于将对象确定为具有超语言学性质的一系列符号实践。她力图恢复语言的社会背景和言说主体，这基本符合巴赫金超语言学内涵，但两者并不能等同。巴赫金提出超语言学问题是针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观而提出的。后者一方面延续了传统语言学脉络，另一方面也部分吸取了索绪尔思想，但没有最终形成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自觉。巴赫金主张超语言学以“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其表现形式就是对话。这种对话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直接以人(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文本中的叙述者、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读者)为主体的对话关系；另一种则是间接地与他人语言之间的对话关系，如各种仿格体(模仿风格体)、讽拟体(讽刺性模拟体)、故事体、对话体(指表现在组织结构上的一来一往的对话)等等。“他人语言”即“另一文本”，这就形成了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互文性关系。因此，克里斯蒂娃虽然从巴赫金那里汲取了她所想要的对结构主义文本观的突破——对主体(社会)和历史(前文本)的恢复，但并没有真正领会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中所包含的对话性分析中最重要的伦理维度。主体性维度被有意遮蔽了，对话被局限在文本范围之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维度被转换为文本中叙述人与角色(人物)以及角色(人物)之间的对话。 克里斯蒂娃在《封闭的文本》中将文本定义为：文本作为超语言装置。在她看来，文本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与其他文本发生关系的，因此文本具有超语言学特征；文本具有生产力，即具有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力，它通过文本与语言、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破坏—建立、排列—置换，换言之，是通过互文性来获得的；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及其意义的生成和增殖(即生产和再生产)是一种理性行为，即依据的是具有超语言学性质的语言和逻辑的装置来进行的，这一“装置”在此并非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而是受到了当代西方哲学反思批判科学技术时所使用的类似表述的影响⑦，用来强调其基于理性运作的、依靠物质技术手段的、形成一整套运行机制或制度的等特征。当文本不再被视为一种封闭空间，而是开放的交流领域，它就形成了全新的特征：(1)“外向化”。突破结构主义局限于文本内部，割裂其与主体、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不足，并使文本向意义、意识形态领域开放。(2)“歧义性”。克服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能指”与“所指”关系约定俗成化的不足，意义不再是完全固定的、单一的，而且具有意义的生产性特点，类似罗兰·巴特所说的“锚定”、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接合”——“锚定”意味着“拴牢、固定”的同时，还可以被“重新解开”；“接合”意味着“产生关联”的同时，还可能“取消联系”。(3)“生产性”。生产性不仅指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增殖的潜能，而且本身就包含了在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意义在不同语境、受不同主体控制的特点，与巴赫金对文本的理解相去甚远了。(4)“结构化”，或曰“结构化过程”，而非指“文本的内部结构”，强调文本意义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关系，其内在的机理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极为吻合。虽然克里斯蒂娃没有使用对话、交往之类的术语，但在结构主义术语框架内，找到了极具弹性而动态性的表述方式。 克里斯蒂娃还直接借用了巴赫金的另一关键词——“意识形态素”(即《巴赫金全集》中的“意识形态要素”)。在1928年版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和1929年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梅德维杰夫/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共同探讨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并发展出一整套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意识形态科学(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被具体命名为“意识形态符号学”)的理论。其中，意识形态产品(意识形态要素)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具现性，即意识形态不只是抽象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素也非指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中的最小单元，而是意识形态产品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集中表现克里斯蒂娃意识形态素思想的主要有两篇文章。在发表于1969年的《封闭的文本》中，她认为：“意识形态素就是特定情况下表述(序列)的文本排列(一种符号实践)的交集，它既将它们同化到自己的文本空间之中，又将它指向外在文本空间(符号实践)。意识形态素具有互文性功能，可被视为每一文本在不同结构层面上的物化，它使其沿着历史和社会的坐标轨道延伸其全部长度。”其基本要义是在文本范围内讨论的意识形态素问题，即包含着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元素(最小的单位就是“词语”或者“话语”)经过特定的组合和聚合方式(在内容上形成“表述”，在形式上构成“序列”)形成具有互文性的“文本”。因此，意识形态素既在文本内形成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交集，又具有保持与文本外空间的开放功能。具有互文性的意识形态素也便不再只具有孤立不变的意义和功能，而是始终保持着联系、开放、变动的可能性的意义空间。克里斯蒂娃还将意识形态素做了两种区分。(1)在小说中剥离符号的意识形态素的两种方法：一种是表述的超音段分析(suprasegmental analysis)，即将之包含在小说的框架之内，显示为受限的文本，包括它的原初设计、任意结尾、配对成形、偏差串联，等等。另一种就是表述的互文性分析，它要颠覆小说文本中书写和言说的关系，认为小说的文本规则更有赖于言说而非书写，因此，她认为分析的重点应是“语音顺序”。(2)在小说的意识形态素(也即符号的意识形态素)内部，对立措辞间的不可通约性仅仅在一种程度上被承认，分离它们的破裂的空洞空间成为歧义模糊的符号组合。小说中彼此对立措辞由此具有了两种不同功能：一种是否定性的可分功能，一种是狂欢性的不可分功能。前者中对立措辞界限分明，水火不容；后者中对立措辞则语意模糊，亦彼亦此。如克里斯蒂娃所论述的，“这一功能并没有带来超越武断的沉默，而是包含着保密逻辑的狂欢式游戏；小说(作为对狂欢的继承)中的所有形象都能够用两种方式进行解读”，克里斯蒂娃甚至不无决然地认为：“如果从开头就没有不可分功能，小说的演进就是不可能的。”⑧ 在发表于1970年的《从象征到符号》中，克里斯蒂娃区分了象征与符号。她延续皮尔斯将符号区分为记号、指示和象征的方法，将区分的标准确定在符号及其对象的关系上，认为象征与符号的区分与皮尔斯的第三个范围有关，“复制品”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复制品所能安置的系列。象征假设象征物与被象征义之间是不可化约的，象征性符号实践的关键在于来自于既定的象征话语的开端：符号学发展的进程就像一个圆圈，结局已给，开端已定，从头开始(结局即是开端)，此后象征的功能(它的意识形态素)就存在于实际的象征陈述之中。符号的突变保留了象征的基本特征：即在符号的情况下，措辞与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化约的；基于此，意指结构自身的所有“单元”都是不可化约的。但是符号有象征所不具有的特征。符号能够创造一个生成和转换的开放体系，其意识形态素意指一种话语的无限性；一旦后者或多或少地独立于“一般性”(概念、观念)，它就成为潜在的突显因素。符号的意识形态素因此能够显示什么不是，什么将是或者什么能是。由此，克里斯蒂娃认为：“符号作为当代思想的基本意识形态素和我们的(小说家的)话语的基本条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它不指涉某一单一的现实，但是反映形象和观念相关的汇集。……(2)它是意义结构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具有相关性的：它的意思归结为对其它符号的回应能力。(3)它藏匿了一个转换的原则：在它的范围内，新的结构会不断地生成和转换。”⑨《从象征到符号》中对意识形态素的讨论基本被限定在符号学框架里面，所借助的理论资源更多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学。显然，克里斯蒂娃并没有直接采取巴赫金的主体性视角，提出主体间性问题，而是策略性地进入结构主义内部，抓住词语、对话的文本性因素，提出互文性问题。她的目的是采取类似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路向结构主义开战，在结构主义内部寻求解—结构主义的裂隙。克里斯蒂娃这种貌似后撤的理论立场，其实包含着以退为进的学术雄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