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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豪笔健文自雄——杨振声的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谱系 从1946年8月18日到1946年11月3日，杨振声在自己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期、第2期、第4期、第5期和第12期上，接连发表了5篇随笔体散文《拜访》《批评》《被批评》《书房的窗子》和《邻居》。随后，他又在1947年2月22日的《大公报·文艺周刊》第25期上发表了另一篇随笔体散文《拜年》。这6篇随笔尤其是前5篇委实是议论精彩独到、艺术性很高之佳作，所以自孙昌熙、张华编选的《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大公报·文艺周刊》选录之后，坊间所出的其他杨振声文集、选集之类，也例皆综录之，有的篇章如《书房的窗子》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传诵很广的现代散文名篇。但问题是，这些文章究竟作于何时何地?翻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大公报·文艺周刊》，除了《拜年》在文后注明写作时地为“一九四七年一月，北平”外，其他5篇都没有注明。而按照一般惯例，没有注明写作时地的文章，多以在何时何地的报刊上发表为判断依据，所以几乎所有的选编者和研究者也都以为，杨振声发表在《经世日报·文艺周刊》上的那5篇随笔，显然撰写于抗战胜利后的北平期间。 其实不然。五六年前，我偶然在抗战时期昆明的一个小周刊上看到杨振声以“希声”的笔名发表过随笔文字，因此推测这5篇随笔或许都撰发于抗战时期的西南，于是留心搜寻，后来果然找到了各篇最初的刊发本。现在就把它们初刊与重刊的报刊及刊期条列如下—— 1.《拜访》，初刊于昆明《今日评论》第3期，1939年1月18日出刊，作者署名“希声”，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期，1946年8月18日出版，作者署名“杨振声”。《杨振声选集》(孙昌熙、张华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2.《被批评》，初刊于昆明《今日评论》第1卷第22期，1939年5月28日出刊，作者署名“希声”；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4期，1946年9月8日出版，作者署名“杨振声”。《杨振声选集》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3.《批评的艺术与风度》，初刊于重庆《中国青年》第7卷第4-5期合刊，1942年11月1日出刊，作者署名“杨振声”；后改题为《批评》，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2期，1946年8月25日出版，作者署名“杨振声”。《杨振声选集》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4.《邻居》，初刊于昆明《生活导报》第51期，1944年1月1日出刊，作者署名“杨振声”；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2期，1946年11月3日出版，作者署名“杨振声”。《杨振声选集》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5.《书房的窗子》，初刊于昆明《生活导报》第60期，1944年3月19日出刊，作者署名“杨振声”；重刊于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5期，1946年9月15日出版，作者署名“希声”。《杨振声选集》等选本均据《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收录此文。 推究起来，人们之所以长期认定杨振声的这5篇随笔写于抗战胜利之后北返北平时期，一则显然是因为战后北方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比较好找，而抗战时期西南学院里的小周刊则湮没不闻，遂使人们不知其最初之出处；二则杨振声在重刊这些随笔时，也没有说明其原初的出处，甚且为了与战后北平的背景相映衬，他还有意对这些随笔作了一些修订、添加了战后北平的色彩。比如《邻居》一篇初刊于1944年1月1日昆明出版的《生活导报》第51期上，其中有这样几句：“有时是楼上楼下，有时是东房西房，不独同院，而且同屋，一层薄薄的地板，几双硬硬的皮鞋，地上没有毯子，(脚)下没有橡胶皮鞋跟，终日在头上或身边得得的响”，但在1946年11月3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12期重刊本上，这几句却改成了“抗战后回到北平，满想租所房子，安静工作。可是稍为可住的房子，都被强有力者占领了，你只能住学校的公同宿舍”，这就很容易误导读者和研究者以为《邻居》乃作于抗战胜利后的北平了。正是为了还原这些随笔的最初面目，我对它们做了比较仔细的校录，顺便也校录了杨振声的3篇杂文以为对照，但我真正喜爱的还是这5篇随笔。校录的底本一概依据这些随笔在抗战时期的初刊本，而以战后《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的重刊本对校。对校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发现，重刊本对初刊本的个别文字讹误之纠正及个别不妥当的表述之修订，这虽然很有必要，但作者在重刊本中的进一步修改和增订，却并不见佳——从总体上看，初刊本其实都优于后来的重刊本。由此可见，文章自有其命运，最初的赋形便已使它定型，哪怕是作者自己后来的精心修订，也未必能使它们一定后出转精。 诚然，从1939年1月到1944年3月整整5年时间，杨振声不过撰写了5篇随笔，这从数量上看确乎不多，但好文章不在多也不可能多。毫不夸张地说，杨振声即使只有这5篇随笔，也足以使他在中国现代文章史上占一地位了。就文章论文章，这5篇随笔在中国现代文章的大观园里的确是别具一格、独具魅力的上佳之作。我曾经在另一个场合指出—— 进入40年代，人到中年的杨振声在散文写作上趋于成熟，陆续撰写了《拜访》《被批评》《邻居》《拜年》等篇，其中的一些篇章曾署名“希声”，与钱锺书的“冷屋随笔”刊登在同一刊物上，同样表现出鲜明的知性格调，但二人的风格差异也灼然可感。与钱锺书散文解剖人性之穷性极相、庄谐并出且博雅善喻、喜欢掉书袋不同，杨振声40年代的散文多选择日常生活中庸俗无聊的虚文陋俗给予嘲讽，笔调简洁明快、鞭辟入里而又谑而不虐，别有一番风味。如《拜访》即直率地声言：“拜访变为虚文时，人生又加了一种无聊”，“我想认此为礼节的只有几种人：一种是贤人，人家去看他，他认为是访贤；一种是阔人，他要一大群无聊的人替他去摆阔；还有一种是闲人，要人替他去消闲；再有，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无聊之人，一生专以无聊是聊。”《被批评》则精辟地剖辩道：“能容纳旁人的不同意见是雅量，能使旁人尽言的是风度，至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简直是超脱，超脱才真能接受批评。固执自己的意见是不超脱，拘泥于旁人的批评也是不超脱。”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些精辟的议论，而误认为作者是在做说理的论说文或批判的杂文，因为作者精警的议论始终浸润着一种生动可感的经验和美感，而生动的经验和美感中又始终贯穿着一种知性审思的明澈态度。如《邻居》开篇即道—— “风送幽香隔院花”，那的确是芳邻。 “绿杨楼外出秋千”，这又是艳邻。 然都还太着迹相。至于郎士元的“风吹声如隔綵霞，不知墙外是谁家。重门深锁无人知，疑有碧桃千树花。”那就有点近乎仙邻了。 然后，作者分析了近代城市发展对邻里关系的影响，并叙述了自己被一个又一个邻居制造的噪音所干扰的不愉快经历，在文末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不敢希望什么‘芳邻’或‘艳邻’，只希望能有不扰害我们工作的‘静邻’就够了。”虽然文章旨在批评一种陋俗，但不是抽象的说大道理的论文，也不像嬉笑怒骂的杂文，而是幽默风趣的夹叙夹议，显得摇曳多姿，情理并茂，既给人启迪也给人美感。(42) 从文学渊源来看，杨振声的这些作品显然汲取了西方的随笔艺术经典——不是查尔斯·兰姆所代表的感伤抒情传统，而是从蒙田极富知性的生命省思到艾迪生和斯梯尔灵活生动的道德评论之正统，此所以他的这些随笔之作乃能融精锐的思致和幽默的风趣为一体，同时他也发扬了魏晋文章之善于持论、精微郎畅(陆机《文赋》所谓“论精微而郎畅”)和唐宋直至桐城派的古文一脉之人情练达、从容风议的特点，此所以他的随笔抒写显示出感情节制而议论通脱的特点，在语言上则气豪笔健而骈散兼行、片言居要而颇为警策，可谓雅洁明快而又耐人寻味。正唯如此，杨振声的这些随笔与主导了二三十年代文坛的那些感情意气的杂文和抒情主义的情调散文迥然有别——朱自清之所以称杨振声为“新桐城派”，或者就是有鉴于他能从容出入古典人文传统而转化为典范的现代语文、发抒为气豪笔健的精彩论说吧。 值得注意的是，杨振声的这些随笔与南渡的北方学院文人竞相致力于随笔体散文写作的风气密切相关，事实上，他就是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的开风气者之一。从大处说，战时学院文人的竞写随笔乃是一个颇具规模和持续性的散文运动，至少说也是一股很有特色和成就的散文写作新风气。此处不妨由杨振声的几篇随笔推而广之，略说其大概情形和文学史意义。 扩大点视野看，这股散文写作新风气乃是伴随着评论短刊的崛起而勃兴的。说起来，大约从1938年开始，评论短刊就竞相崛起于大后方的昆明、重庆等地，诸如《新动向》(昆明，1938年6月创刊)、《今日评论》(昆明，1939年1月创刊)、《战国策》(昆明，1940年4月创刊)、《星期评论》(重庆，1940年11月创刊)、《当代评论》(昆明，1941年7月创刊)等都在此列。1942年之后，评论短刊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单在昆明就有《生活导报》(昆明，1942年11月创刊)、《自由论坛》(昆明，1943年2月创刊)、《民主周刊》(昆明，1944年11月创刊)、《独立周报》(昆明，1945年11月创刊)、《自由导报》(昆明，1945年9月创刊)等，可谓极一时之盛。这些评论短刊所刊发的多是关于时事政经的评论分析和感怀时事的随笔杂文等比较简短的文字，而支撑它们的编者、作者大都是南渡到大后方的北方学院知识分子。显然，在战时的艰苦环境里，这些评论短刊既为学者们提供了发抒议论的阵地，也为文人们提供了发表短篇艺文的园地，而由于它们篇幅较小而出版快捷，尤其适合随笔杂文的刊布，遂直接推动了战时散文写作的繁荣。随笔体散文的繁荣就得益于此——诸如杨振声的“希声随笔”、钱锺书的“冷斋随笔”、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刘英士的随笔、陈西滢的随笔、冯至的“鼎室随笔”、王了一(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卞之琳的“议论文”，以至冰心的“力构小窗随笔”和朱自清的“人生一角”随笔等等，都算得上是随笔体散文的重要收获，而它们其实都是这些评论短刊所直接催生的。事实上，一些评论短刊甚至如接力似地先后相接，接连连载了不少学院文人的随笔，而随笔作者在文里文外也往往相互呼应。就此而言，发生于抗战时期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上的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的确是一个相当自觉、阵容整齐、颇具规模、成就显著的散文写作运动。 坦率地说，以往的学界对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的观察是片面的、研究是不够的。即就最近二三十年来说，比较受关注的也就是梁实秋、钱锺书和王了一的随笔小品，对他们的研究也几乎都是孤立的点评，并未注意到那不只是三两人的单个行为，而是发生在战时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上的一股颇具规模和持续性的散文运动或散文写作风。然则，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为什么会兴盛于抗战中后期，究竟有哪些总体特征，又具有什么文学史意义呢?对此，以往的认识也比较简单。如上所述，此前学界只关注个别人物，特别集中在梁实秋身上，遂以为此类随笔体散文起始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其实，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开笔于刘英士主编的评论短刊《星期评论》第1期(1940年11月15日出刊)，而杨振声和钱锺书的同类作品则首发于战时学院最早的评论短刊《今日评论》第3期、第6期、第14期、第22期，即1939年1月18日～1939年5月28日之间，所以杨振声和钱锺书才是这股随笔体散文写作风的首开风气者——事实上，杨振声和钱锺书在抗战前就有此类随笔之作，(43)亦可谓其来有自矣，而梁实秋、刘英士、陈西滢、冯至、王了一以至冰心和朱自清等乃是随后而起者。或有鉴于这些作者大多是南渡的北方学院里的学者型文人，所以便有人称这类随笔体散文为“学者散文”。而由于其中声名最响的梁实秋“雅舍小品”，乃作于左翼对梁实秋所谓“抗战无关论”的批评之后，所以不少研究论著都特别强调“雅舍小品”这类随笔小品的反左翼旨趣。然而现在看来，“学者散文”的命名“显然”过于模糊，并不足以说明这类散文的独特性，而把“雅舍小品”之类随笔小品仅仅视为对所谓左翼抗战八股的反驳，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之论。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随笔其实是中国现代散文各体的共同起源。按，随笔崛起于“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背景之下，其最初的两个亚文类，乃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随感录”式随笔，也称为杂感或杂文，和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随想录”式随笔，也称为“美文”或小品，前者侧重于思想文化批判，后者侧重于个人的性灵抒写。鲁迅后来曾论及随笔体的散文小品崛起于“五四”的文学史意义云—— 到了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44) 鲁迅这里所说的“散文小品”显然包含了“随感录”式的杂文随笔和“随想录”式的美文随笔两个类别。降及二十年代后期直至三十年代前期，现代散文基本上沿着这两个方向分途发展而且各臻极端。“随感录”式的杂文随笔从文化思想批评进一步走向社会政治批判，而难免过分的政治意识和过分的意气论事，尤好做刻深的有罪推定，常陷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取决于一时之偏颇；“随想录”式的美文随笔则在新老京派的主导下，日渐滑向唯美的趣味自娱而难免美的偏至。关于杂文的问题，学界已有所讨论，此处不赘。这里只说美文随笔的问题。按，京派的美文随笔又可分为周作人的“随想录”和何其芳的“画梦录”两种典型。周、何二人诚然都是文章作手，所以他们所代表的京派美文随笔在近二三十年来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肯定，被誉为现代文章的最美收获，盖因前者的美文发抒性灵、老成低调、趣味低回，后者的美文感怀生命、清新优雅、富于诗意，但二人的问题也无可讳言：前者惯以唯美超然的距离美学掩饰颓废的历史-生命情怀，以散淡的性灵抒写修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自私心态，后者更以“美丽的想着死却不能美丽的想着生”的诗化独语而孤芳自赏，两者的共同特点乃是唯美地融合西方抒情的美文随笔与中国古代名士-才子风雅自得的抒情小品传统于一体，表现出浓重的抒情主义以至趣味主义的新风雅做派，其美丽的文章里饱含着刻意清高的装腔之病或不厌其烦的感伤之气，读个三五篇还可以，再多就不免伤胃口了，当然，也难免偏嗜成瘾者。其实，即就文章论文章，京派文人唯美自赏、文弱自怜的文章格调，不仅显然与积极为人生而文学的新文学旨趣相违，而且也使其美文碍难成为关怀深广、文质彬彬的大雅文章，而仅止于小雅怨悱之辞章，以至陷入装腔作态、顾影自怜的名士-才子文章之老套。何其芳后来自知枯窘，乃改弦更张，而周作人则自以为得计、乐此不疲。对此，左翼阵营当然很不满，所以掊击不遗余力，这些都已是人所共知的事了；而人们注意不够的，乃是同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现代评论》-《新月》派系文人，早在抗战前也同样对京派的美文小品颇有不满和批评。最早提出批评的是年轻的钱锺书，他在1932年即批评周作人刻意张扬“言志”、蓄意贬斥“载道”的散文史观之偏至，(45)又在1933年毫不客气地批评沈启无在周作人指导下编选的《近代散文抄》之标榜明人的闲情逸致乃是“没落”的“太古时之遗迹也”!(46)紧接着，杨振声就在1934年批评那种糅合了中国才士的“柔情文学”与近代西方的“耽乐派”文学于一体的柔性文弱之文学，这其实是对当年京派文人文弱自怜、趣味低回的新风雅做派之不点名的针砭。杨振声并有破有立地主张：“为挽救那种柔性文学、骚人习气，我们得提倡点勇敢的冒险的，不畏强御的，不怕牺牲的精神。……(中略)今日的文学得负起一部分责任来寻求中国的新生命。打破旧日一切的迷信，奸险与轻薄，创造一个勇敢，光明健壮的新国魂。”(47)再接着，便是前述梁实秋化名“絮如”批评京派“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乃是误人子弟，而新文学的元老胡适则旗帜鲜明地支持梁实秋的批评。应该说，以往的学界并非全然不知这些批评——诸如钱锺书的批评、梁实秋和胡适的“双簧戏”，学界倒是常常提及的，但几乎没有人把这些零散的批评聚集起来并与当时和此后的文坛实际联系起来看，所以也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批评其实表达了他们对京派抒情主义的新风雅美文之反拨，从而也就成为他们在战时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上开展另一种散文新写作之先声。事实上，最早对京派随笔小品提出批评的杨振声、钱锺书和梁实秋三人，恰正是崛起于1939-1940年之际的散文写作新风气的三个先锋人物，他们以及随后而起的刘英士、陈西滢等，也都属于《现代评论》-《新月》派系。 那么，崛起于战时学院文坛的这类散文究竟有何独特性呢?我曾在别处有所论析—— 有人注意到此类散文中的智慧、学问和书卷气，并追索到其作者从而称之为“学者散文”，也有“文化散文”以至“哲理散文”之称。这诚然于此类散文的独特品性有所感知，但距离准确的定性似乎尚有一间未达。揆诸实际，称之为“知性散文”或许更为切当些。所谓“知性”，当然有相对于理性和感性而言之意，但无须特别强调它的哲学意义如老黑格尔所言。其实这类散文的“知性”品格，乃指融会其中的一种不离经验而又深化了经验的感受力、理解力，因为它既不同于理论论述的理性化、抒情叙事的感性化，也与激情意气有余而常常欠缺理性的节制及“有同情的理解”的论战性杂文也迥然有别，所以不妨借用现代诗学中的知性概念而称这类散文为“知性散文”。如果说杂文着重表现的是批判性的激情和社会意识，抒情叙事散文着重表现的是感性的经验与情感而且一切常被“诗化”了，那么知性散文表达的则是经过反省和玩味、获得理解和深化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正因为所表达的不离经验和体验，所以知性散文仍保持着生动可感的魅力，又因为所表达的经验与体验业已经过了作者的反复玩味和深化开掘，所以知性散文往往富有思想的深度和智慧的风度。诚然，写作这类散文的多是学者型的作家，知性散文其实就是他们所“历”、所“阅”与所“思”的艺术结晶。作为生活的有心人，他们当然也不乏直接的生活经验并且注意观察人生，但较之一般散文家，他们从广泛阅读所得的间接经验及其人文素养无疑更为丰厚，而由此养成的对人生、人性、人情以至于历史与风俗等等的理解力和分析能力，也较其他散文家更为健全些或者深刻些。此所以在他们的散文中不仅多了一般散文所没有的博雅之知与浓厚的书卷气，而且对人生较少执一不通的偏见，而更富于有同情的理解与豁达的态度。或许正因为如此，知性散文往往以睿智开明而富美感的人生-人文漫谈见长。(4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