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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三十年代北方文坛的交集与分合关系是相当复杂的，研究者不应掉以轻心而被想当然的和谐表象所迷惑。诚然，由于北方文人多是学院中人，比较地具有所谓绅士精神，加上吸取了上海文坛争斗过于激烈的教训，所以北方文坛的三支人马之间保持着比较和平的关系，但绝非匀质的一派京派之天下，更不像一些京派研究者所想象的那样和衷共济、济济一堂，其实倒是“和而不同”的，甚至不无严肃的分歧和论争。比如，郑振铎、巴金一系准左翼作家就对周作人为首的京派之做派很不以为然。为此，巴金1934年发表了小说《沉落》，“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趣味和生活态度之“沉落”，(21)这让已经归依京派的沈从文读后非常生气，特意写信来质问巴金，为周作人辩护，两人由此发生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如果说郑振铎、巴金这样的准左翼作家与周作人、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分歧是必然难免的话，则胡适、杨振声等《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人士与周作人、沈从文等新老京派作家同属自由主义阵营，似乎应该融洽无间、一派和谐了，但其实分歧依然存在，有时两派的分歧甚至很严重，只是碍于绅士的脸面，表现得若隐若现而已。 这里不妨看看《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对京派的批评。这批评的确经过了一个从隐到现的过程，展现出从强自忍耐到终于忍无可忍的不耐。此类批评其实不少，此处只举三例。 一是闻一多1935年9月对京派首领周作人的批评。按，据朱自清1935年9月9日的日记，当天他“赴杨之宴会。闻一多指责周作人之虚伪态度。他认为周急于出名，却又假装对社会漠不关心，闻称之为‘京派流氓’”。(22)显然，闻一多的这个批评虽是在私下的场合里所讲，却不能不说是很严厉的指斥，此所以闻一多从不参加周作人和京派的活动。复按，朱自清所谓“杨之宴会”之“杨”当指杨振声，而闻一多的严厉批评乃在“杨之宴会”上坦率说出，这也间接暗示出杨振声的态度，至于一向出言谨慎的朱自清则在日记里表示同意闻一多对周作人的批评，所以由此也大体可以知道当年的朱自清对周作人及京派的真实态度。 二是叶公超、梁实秋于1936年3月化名批评京派诗与诗学的联手行动。按，在稍前的2月间，梁实秋就借谈论“胡适之体的诗”之机，不点名地批评一些京派诗人“晦涩崇拜”“模仿所谓‘象征主义’的诗”，归根结底是由于“精神生活贫乏所致”“使得新诗走向一条窘迫的路上去”。(23)这个批评其实代表了《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的共同看法，但可能由于梁实秋的批评未指名吧，所以并未引起京派的注意。于是3月间梁实秋乃与叶公超联手出动：先由梁实秋化名“灵雨”给《自由评论》的编者写了一封题为《诗的意境与文字》的来信(载《自由评论》第16期)，假托一个读者的身份对梁实秋的《我也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表示共鸣，然后便将批评的矛头转向京派诗人的主阵地——《大公报·文艺》的“诗特刊”，直接批评京派的诗歌理论家梁宗岱的诗论和女诗人林徽因的诗作，表面上在诉说自己看不懂这些诗论和诗作，其实是讥刺原文作者并无真见解、原诗作者并无真感情，不过以高深文浅陋而已，所以晦涩难懂也。(24)由于梁实秋即是《自由评论》的编者，在此文之前他就曾多次以“灵雨”的笔名发表时事评论，加上他在《诗的意境与文字》里的批评矛头非常明确，所以京派诗人文人立刻认出了“灵雨”的真实身份，对他的这种做法大为不悦；而按照京派研究的通常看法，则梁实秋此次化名批评京派纯属个人意气，此举很不妥、批评很无理，并且据说真懂诗的叶公超也不赞成梁实秋的意见，于是孤单的梁实秋只能悄然认输。其实，实情并非如此。一则京派诗人文人对“灵雨”即梁实秋的反批评，只限于辩白诗意和诗艺的晦涩难懂很合乎现代性，却回避了梁实秋批评的真正指向——京派诗人“精神生活的贫乏”才是导致他们的诗作偏好“以高深文浅陋”的晦涩之真因，此所以京派同人的反批评实际上是避重就轻的，甚至不无精神胜利法之嫌。二则叶公超恰是梁实秋的坚定盟友，他紧接着化名“叶维之”在《自由评论》第17期上发表了《意义与诗》一文，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另一个京派诗人兼诗论家废名。按，叶公超一向关心新诗的形式建设和意义传达问题，所以他间或也会附会一下京派的活动如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结果是叶公超对京派主流诗人废名等的晦涩诗风与解诗之学很不以为然，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才化名“叶维之”发表文章，批评废名的诗像“高山滚鼓”之“扑通扑通”一样“不通不通”，讥嘲废名好解诗却因为头脑不灵或智识不足，“甚至于可以把很通的诗，解释成狗屁不通的诗”。(25)而据梁实秋在“叶维之”文后的“附识”，叶氏此文原是他一年多前为《学文》所写，因为《学文》停刊而未能及时发表，一直放在梁实秋处。如此则“叶维之”对京派诗与诗学的不满还在梁实秋之先，而梁实秋当然知道“叶维之”的真实身份——他们俩其实是合谋而动、联手而行。 三是胡适与梁实秋1937年6-7月间批评京派的“双簧戏”，批评的对象则由京派的诗扩大到京派的散文作品了。这个“双簧戏”先由梁实秋化名为一个中学国文教员“絮如”给新文学元老胡适写信，批评“现在竟有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实在是误人子弟。“絮如”举的例子便是卞之琳的诗《第一盏灯》和何其芳的抒情小品《扇上的烟云》等。(26)“絮如”即梁实秋的“通信”发表在《独立评论》上，胡适乃以编者的身份写了“编辑后记”，对“絮如”表示支持。这一来就将《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与新老京派人士的分歧挑明了，而且由为文一向尖锐的新锐批评家梁实秋出头而以新文学的元老胡适殿后，足见问难的严肃性和严重性，此所以京派新老名家如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卞之琳等都很不满而如临大敌，乃由周作人和沈从文出马予以回应和回击。精于文章之道的周作人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仿佛玩太极拳似地避实就虚，说是文艺自文艺、教育自教育，“我想最好的是教育家与文艺家各自诚意的走自己的路，不要互相顾虑，以至互相拉扯。”到了文末，老辣的周作人才表达了对化身“中学教师”的梁实秋之回击：“我所最怕的还是中学教国文的人自己醉心文艺，无论是写看不懂的诗文或是口号标语的正宗文章，无形有形的都给学生以不健全的影响。不过这些也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唯一的希望是教员自己的觉悟。”(27)风头正健的沈从文则勇敢地站出来为京派诗文的格调辩护，“认为真正成问题的，不是絮如先生所说‘糊涂文’的普遍流行，也许倒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如何想法，使他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过去到现在，得到一个多方面的认识。”这是将问题从京派诗文自身转移到中学国文教员的能力上，拒不承认京派诗文有问题，只指责中学国文教员无知识，沈从文甚至反唇相讥其曾经的恩师胡适道—— 如今对当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倾向表示怀疑的，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表示怜悯的，是一个文学革命老前辈，这正可说明一件事，中国新文学二十年的活动，它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老前辈对它已渐渐疏忽隔膜。(28) 京派文人的自命不凡、缺乏反省，胡适这回可算是领教了，于是他也就不再忍耐，而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应，其中对周作人还算留点面子，对曾经的学生沈从文则毫不客气了—— 过犹不及，是一句老话；画蛇添足也是一个老寓言。知堂先生引的蔼里斯的话：“若从天才之职来说，那么表现失败的人便一无足取”。这句话是很公平的。如果我说的“表现能力太差，根本就没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领”一句话使沈从文先生感觉不平，至少我可以说：有表现能力而终于做叫人看不懂的文字，这也未免是贤智之过罢? 从文先生的通信里说起“嘲笑明白易懂为平凡”的风气，这正是我说的“贤智之过”。我愚见总觉得“明白易懂”是文字表现的最基本的条件。作家必须先做到了这个“平凡”的基本条件，才配做“不平凡”的努力。今日“越来越难懂”的文学，似乎总不免受了“不甘平凡”一念的累罢? 对于从文先生大学教育应该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提议，我当然同情。从文先生大概还记得我是十年前就请他到一个私立大学去教中国现代文艺的。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教授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29) 而颇有意味的是，杨振声1933年8月以笔名“希声”发表的包含着对早期京派文学倾向之批判的杂文《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也恰好于胡适、梁实秋问难京派的“双簧戏”出场之时，重刊于1937年7月1日出刊的《中国新论》第3卷第6期，并且改署本名“杨振声”。这似乎不是无意的巧合，而很可能是有意地呼应胡适和梁实秋对京派的批评之举措。 毫无疑问，《现代评论》-《新月》派系确是积极推动三十年代北方文坛重振的重要力量，并在无形中向京派输送了一些人才如沈从文等，从而间接推动了京派之复兴，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元老与骨干胡适、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余上沅，以至远在外地的成员如陈西滢、凌叔华、饶孟侃、陈衡哲、刘英士，直到新秀如钱锺书等——都并未加入京派，不少人并对京派颇有批评、时见诤言，足见他们与京派是“和而不同”的、甚至是“貌合神离”的，保持了独立性。(30)然则，这二派的同异究竟何在?就其共同点而言，那是显而易见的——二派都属于自由主义文学阵营；但掩映在这个共同点之下的差异却不可忽视：第一，从人生态度上看，《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大多是积极负责的自由-个人主义者，而京派人士则多是消极不负责的自由-个人主义者；第二，在文化思想上，《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乃是以现代人文-科学理性接续古典人文理性传统的新理性主义者，京派人士则将近代人性-个性解放思潮与古代中国名士才子张扬性灵的传统相结合，故而趋于感性的偏至，可说是新性灵主义者；第三，在文学趣味上，《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在三十年代坚持文道并重、追求清明健朗的意趣而济之以明达节制的表现，所以趋于知性主义的新古典路径，京派则综合了西方世纪末诸思潮的流风余韵与中国古代名士-才子文学之风雅自得、趣味低回的抒情传统，故而矜尚抒情主义的新风雅做派。以往的研究虽然也注意到他们有论争，却只把这些论争视为京派内部的分歧而未能深入追究其重要差异，其实上述三点差异才是《现代评论》-《新月》派系与京派的真正区别之所在，至于所谓“晦涩”、“看不懂的文艺”之争，不过是表面的“话头”或“由头”而已。把话说得最明白的乃是闻一多的私下谈话，他严厉指责周作人用唯美风雅的文学趣味掩盖其自私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态度之虚伪，认为他急于出名却又假装对社会漠不关心，所以斥之为“京派流氓”，这是深中京派名士的人生与文学态度之要害的，而胡适、梁实秋之所以那么严厉地批评京派文人是“走入魔道”，其实也正是有见于此，只是没有明确说出而略留颜面也。因为在胡适和梁实秋等看来，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名士那样偏嗜一种唯美风雅、不负责任的文学趣味，其实违背了“五四”文学革命严肃积极地为人生而文学、把文学看作对人生很切要的工作之宗旨，将新文学引向名士-才子文学之老路，以至走向游戏人生、玩弄文学之偏至，此即梁实秋所谓“魔道”之真相。 1936年初胡适和周作人之间的一次书信交流，可视为《现代评论》-《新月》派系和京派的分歧之注脚。那时正值华北危机，已决意“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周作人乃致函老友胡适，劝他在多事之秋专心治学、少管世事。胡适回信道—— 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 ……(中略)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身(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