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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王蒙思想的魅力及其意义 通观王蒙六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完全有理由的。是的，王蒙是一个有思想的文学家，王蒙的思想目前还不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就愈发说明王蒙思想对我们时代的意义。 “杂多的统一”是王蒙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杂多，就是一种开放性。”“开放性”就是包容，就是兼收并蓄，就是平等民主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杂多”又是多元的、交往的、承认差异和特殊性的博大胸怀。那么“统一”呢？“统一”在王蒙看来“指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走向，价值判断的原则和交流互补的可能性”。可见，“统一”就是在一种统一的价值原则下把“杂多”整合为有机整体的一种状态；“统一”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统一”就是摒弃相对主义，也不要绝对主义。所以，“杂多的统一”就是有规范的开放，是一种把握好“度”的平衡原则、中庸原则。正是“杂多的统一”的世界观，使王蒙摒弃了两分法而走向了“三分法”，即承认在两极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存在。王蒙多次说过：“不承认中间状态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79)王蒙毕生致力于成为一个连接官方与民间的桥梁、一个中介，实质上成为一个界碑了。这就是王蒙说的“多了一厘米”。因此，坚持中道原则，才能不偏不倚，不简单化、绝对化、极端化，才能真正达到“杂多的统一”。 由此带来的是王蒙在政治思想上的清明、和谐、包容与建设的主张。王蒙说：“我致力于低调、沟通、缓和、平衡、克制、自律、抹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王蒙也曾多次讲到自己赞成的是改良。赞成改良，使王蒙对激进主义心存疑虑；提倡宽容，使王蒙对整合与超越格外倾心；青睐相对性，使王蒙对任何形式的独断论、绝对性深恶痛绝。在美学思想上，王蒙是主张混沌美的。事实上，混沌美不完全是一种技巧，而主要是一种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领悟的结果，因此混沌美的基础是“真正的写实”。所谓“真正的写实”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混沌的写实，一种无选择的“广泛的真实性”。混沌不是糊涂，混沌是欲说还休，是一言难尽，是矛盾重重，混沌实际就是一个作家对生活无法穷尽的困惑和悖论。那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为什么他要频频地遭受争议？所谓的“太聪明、太世故、左右逢源，当然还有左右夹击、腹背受‘敌’”，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这实际上只能从思维方式上去解释。 我觉得，王蒙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是他立体复合式的思维方式。所谓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是指王蒙在看取事物的时候，总是力避简单化的、单向性的、黑白分明的、非此即彼的极端化思维，倡扬复杂全面的、多向立体的、亦此亦彼的多维理性思维。对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王蒙在自传里曾不止一次谈到过。在谈到“人文精神”的时候，王蒙说：“我终于看出一些好同行的红卫兵背景。作为政治运动，你可以全面否定，彻底推翻，审‘四人帮’，‘揪三种人’，在中国的情势下，没有什么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讨论争辩的必要与可能。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红卫兵的影响将长期存在。高调主义，零和模式，唯意志论，精神至上，斗争哲学，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拉之下马，悲情主义，极端主义，永不妥协、永不和解，自命鲁迅，所谓只身与全中国作战，到咽气那一刻也是一个也不原谅……这些红卫兵精神，在多少人身上仍然存活！包括不同的政治选择的人，进入截然对立的营垒的人，其心态与方式竟然如此相近！”(80)由此可见，王蒙不遗余力所反对的正是一种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管表现为极“左”还是极右，其实质都是一样的。而王蒙所提倡的正是它的对立面——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真正超越了好坏黑白你死我活式的、简单二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惯例之后的一种立体复合多元并举的辩证型思维方式。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获得是不易的，它是王蒙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付出了沉重代价，集一生之经验后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的王蒙也和所有的革命人一样，在形势的裹挟下，走上了比较决绝的革命道路。作为“相信的一代”，他对“革命”神话的力量坚信不疑。由于“地下党员”的特殊身份，王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对是以主人翁甚至是救世主的心态从事革命工作的。王蒙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我相信我当时‘左’得惊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并不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右”，实际上恰恰与自己“见杆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的“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有极大的关系。在经历了一担石沟的改造、新疆十六年的自我流放，80年代重返文坛的王蒙已经不是昔日的王蒙了，他由理想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由简单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走向了立体复合式的思维方式。 长期以来，我们所习惯的那种极端的偏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自近代以降思想界、政治界对革命的诉求有关。当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愈演愈烈，当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日甚一日，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谐思想便愈来愈显得无力。爱国反帝改变现状的冲动急需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认真梳理中国近代以降的思想史，我们就会发现，对后世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方法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斗争学说。进化论的要点是对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的挑战。在当时进化论起到了革命启蒙的进步作用，其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然而，进化论把时间赋予了价值，时间成为一种神话，这种线性的历史进步论，催生了激进主义的昂扬。进步与落后，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前进与后退等等二元对立也在进化论的框架下形成了。 中国进入现代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迅速为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在具有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有着较大的一致性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造，实际上也是在实用理性层面上的创造性运用。当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科学的指导意义。但是，长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军事斗争形势，也使黑白分明、决然对立、你死我活的激进主义革命逻辑成为生活的常态，渗入每一个革命人的血液中，极大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由此看来，在近代以降经历了康梁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国共两党之争、抗日战争等等的中国，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大有市场，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革命取得成功之后，我们没有适时地转变这种思维方式，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在政治实践中的“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乃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早已把这种思维定势再一次强烈内化进国人的血液中。直到今天，这种思维定势仍然很有市场。比如，80年代学界常常流行一句话叫作“片面的深刻”。是不是只有片面才是深刻的，而全面就成“老狐狸”呢？我觉得“片面的深刻”容易，而“全面的深刻”却难。当我们把一个方面偏执地极端化，它的深刻实际上是可疑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片面的深刻”实际上就是只注意到了螳螂与蝉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黄雀与螳螂的关系。因而，这种所谓的深刻就是另一种“浅薄”，它怎能靠得住？我觉得，我们过去虽然不断地批判形而上学方法的片面而倡导辩证法的全面，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恰恰正是一种形而上学——把革命极端化、偏执化，这种深刻的教训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好好汲取。在这个意义上说，王蒙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新的思维方式，就显得难能可贵且深刻异常。这种立体化复合式的思维方法，这种全面的、复杂的、整合的、超越的思维方法，肯定要与那种极端的、偏执的思维方法产生龃龉，这也就造成了王蒙的左右不讨好的处境。因此，我说立体复合式思维方式是王蒙思想的出发点，只有抓住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才可能真正地理解王蒙。 总而言之，王蒙的立体复合式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一系列的有关多元整合的、建设改良的、中腐和谐的、理性民主的、交往对话的诸多思想观念，接通了中国古代中庸和合的思想流脉，对于改变激进主义极端化简单化的思想现状、实现和谐社会的理念显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