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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另一套笔墨：讽喻性寓言体小说 王蒙是一个多面手，他的学术研究，他的文学批评，他的旧体诗和新体诗，自不必说，就是小说创作也还是有着另一套笔墨的。同以上小说多以王蒙个人的自传性视角介入历史不同，在这另一套笔墨的小说中，则是智者王蒙对社会、对政治、对世态风情的洞明和穿透。我把这种小说称为讽喻性寓言体小说。这类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智性视角，这是一种全知视角，不过这个全知视角的发出者始终是作为一个站在作品外面冷静观察的智者形象而呈现出来的，人情的练达和世事的洞明，使他的观察总是那样机智、犀利、洞幽触微。 1980年写作的《说客盈门》是王蒙采用传统相声手法来尝试进行这种讽喻性寓言体小说写作的开端。写于1982年7月和1983年2月的《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与《风息浪止》则要放得开得多。前者假托医界，后者则干脆安排在宣传部门；前者写医学新星周丽珠与诈骗“新秀”王大壮之间的较量，这一较量以周丽珠的惨败而告终；后者通过金秀梅被人为树为“五讲四美”先进典型之后的遭遇，对我国现行宣传体制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给予辛辣的嘲讽，同时对人与人之间的嫉妒、猜疑等劣根性也予以无情的揭露。作者居高临下，从党的高级领导到下层小市民，王蒙的犀利目光无不入木三分，他的通透机智使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件现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真面目。 以后的这类小说基本按照这样的模式叙述，其视角都是这种全知式的智性视角。无论是《加拿大的月亮》(1974)还是《名医梁有志传奇》《球星奇遇记》《郑重的故事》《满涨的靓汤》等都是如此，唯有例外的是《坚硬的稀粥》。这篇写于1989年初在九十年代引起轩然大波的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人“我”是中年人，讲述一个四世同堂之家“膳食改革”的故事。这样一个讲述者的选择是充满意味的。在中国文化中，“老年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五四”时期是“青年文化”对“老年文化”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冲击，但在一般情况下，“青年文化”是被“老年文化”压抑着的，在这种情势中的“中年文化”只能是一种过渡的中立的文化。中年人较之于青年人，缺少了激情和闯劲，但却克服了青年人的幼稚和狂热，中年人较之于老年人缺少的是经验和对人事沧桑的透悟，但有时也较少固执与保守，因此以中年人为视角则比较客观。从叙述人“我”的态度和倾向性来看，这个叙述人与王蒙比较接近。作为智者的王蒙的视角仍然高悬在作品中。 王蒙的这一类小说不同于前面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艺术结构上的“传统”性。这些小说基本可以称为情节小说。它的基本模式主要是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展开叙述：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每一个环节都不少，因此，阅读这类小说读者不会感到疲劳。但是这类小说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小说，它所写事件往往具有很大的荒诞性，荒诞的人和事，使阅读又产生一定的阻隔。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类小说又是很“现代”的。“现代”意味着作者不追求外在的逼真性，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精神真实性，在外在的荒诞、变形中，凸现的是世态人情的本真状态。 对于王蒙来说，生活的荒诞政治的荒诞世态的荒诞比任何人都体会得要深。然而，王蒙没有把其归结为世界的荒诞，王蒙只是提取局部的事件的荒诞，只是采用荒诞的手法，这再一次证明王蒙世界观中的矛盾。在理智上把生活看成整体上的有理性、有秩序，而又在局部上感觉上觉察出生活本身的非理性、荒诞化，这是王蒙永远解决不了的矛盾。王蒙永远徘徊在理智与感觉、理想与现实之间。他的幽默是温暖的，他的调侃是有节制的，对事不对人的策略，使他的讽喻对象没有坏人，当他嘲讽一个人时，总是留有余地，总是要站在被嘲讽者的处境上为他考虑。王大壮也有他的合理性(《莫须有事件》)，老爷子并不保守(《坚硬的稀粥》)，朱慎独也不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冬天的话题》)，恩特是无辜的(《球星奇遇记》)等等。这说明，王蒙所针对的主要不是人性中的与生俱来的恶，相反他倒是为每一个人都留有了余地；他也没有对整个世界产生绝望，王蒙所侧重的是世态人情中的人际关系，这一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关系，由此看来，王蒙所写的是一种政治寓言。 写政治一直是王蒙最感兴趣的题材。可以说王蒙的所有小说都是政治小说。而这样的小说在当代作家中唯有王蒙可以驾轻就熟。早在70年代末，王蒙就曾对刘绍棠说：“你写不了政治性太强的作品，这个题材应该我来写。你还是写你的运河、小船、月光、布谷鸟……田园牧歌。”(75)这些话无疑是有自知之明的。王蒙对政治的热情和爱好使他的小说成为真正的政治寓言。王蒙实际上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14岁不到就成为地下党员的革命经历，是王蒙人生的真正起点。革命干部的身份与诗人身份的交织变奏，使王蒙一直对政治情有独钟。1957年的罹祸、“文革”中的靠边站直至80年代复出后的文坛领袖和官至文化部长要职，王蒙始终在政治旋涡里摸爬滚打，世态炎凉、人际关系的复杂、仕途的险恶王蒙都感同身受，可以说王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生活，除了写政治王蒙还能写什么？ 在谈到李商隐时，王蒙对古人把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都列入侧词艳曲一路颇不以为然，王蒙认为：“李的气象要丰富得多，风格要变化得多，感喟要深邃得多，寄兴要迢阔得多。侧词艳曲云云，太皮相了，完全不能概括李商隐的风格。一句话，李商隐的作品更有分量，而这种分量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乃是政治。有政治与无政治，诗的气象与诗人的胸怀是大不相同的。一个完全不涉政治的侧词艳曲的作者，不可能获得那种思兴衰、探治乱、问成败、念社稷、忧苍生的胸怀，不可能获得那种与历史与世界与宇宙相通的哲学的包容，不可能达到那种亦此亦彼、举一反三的感情深处的通融，不可能达到那种幽深杂复、曲奥无尽的境界。……李商隐在政治上是失败的，甚至连失败都谈不到……但这种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他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里似乎也充满了与政治相通的内心体验。”(76)这些话写于1991年，王蒙刚刚从文化部长的位置上“辞”下来，险恶的政治风浪正包围着他，这些话难道没有夫子自道的意味吗？总之可以说，王蒙对政治的关注也是一种生命体验。自由联想体小说和“季节系列”是直接写政治，而讽喻性寓言体小说则是隐喻性地写政治。王蒙有很高的政治抱负和很高的政治智慧，这些小说是王蒙政治智慧的寓言化体现。 如果说，《莫须有事件》《风息浪止》《冬天的话题》是王蒙对生活中的某种现象加以政治性的观照，那么写于80年代末的《球星奇遇记》《坚硬的稀粥》和写于90年代的《蜘蛛》《郑重的故事》《满涨的靓汤》就是深入到政治的肌理中去。所写的事件触目惊心，笔力老辣苍劲，没有切肤的政治经验和高深的政治智慧是断写不出的。读《球星奇遇记》初则酣畅淋漓，继则惊心动魄。球星恩特被弄假成真的传奇经历，完全是被市长抛出的一枚政治棋子。及至恩特进入政治权力中心，那四伏的危机，那险恶的倾轧，都足令人毛骨悚然。王蒙借这个荒诞的故事，揭示的是政治的游戏规则。在政治之中的人和人的关系就如同狼与狼的关系一样，上下级之间、朋友之间乃至夫妻之间除了利用就是暗算，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将受控于一种权力欲，无尽的欲望的舞蹈将使人不能自已，不能自控，最终玉石俱焚。作品中出现的扑向勃尔德和小恩特的两只狼，正是恩特与其妻酒糖蜜内心欲望的隐喻。然而，恩特是无辜的，他的被动，他的不自主，使他始终在向善与作恶之间挣扎，人的善心与政治的残酷构成小说的悖反。最终，王蒙让恩特向圣母与耶稣忏悔，他要自主选择，然而，“他真的能够自主选择吗？”王蒙的这一诘问，使我们对恩特的未来命运充满了疑惑。 《蜘蛛》假托海外商界，实则也是一种政治寓言。商场与官场虽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游戏规则却是一样的。其貌不扬出身低贱的文员祝英哲几十年如一日，阿谀奉承老板、崇拜小姐，这种坚忍不拔的政治品质说明祝英哲不同凡响。当祝终于爬上老板的位子上时，他便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无所不用其极。祝英哲的发迹史，使我们想到历史与现实中的许多人和事，王蒙运笔荒诞，实际上却是政治生活的普遍化抽象化寓言化。 《坚硬的稀粥》借“膳食改革”这一荒诞形式，把我国政治结构的这种家长制统治方式凸现出来。在这样的体制下，所有的改革都将是皮相的。“理论名称方法常新，而秩序，是永恒的。”作品中的老爷子不可谓不开明，但开明如老爷子者，也不可能根本改变体制，所谓放权、所谓民主，只能是装饰而已。吃惯现成饭的爸爸妈妈之辈，唯有唯唯诺诺；满脑子新观念，敢闯敢干的儿子辈因为全盘西化，不合国情，其失败是必然的；喝过洋墨水的堂妹夫辈，满口新名词，理论一大套，但除了空谈却无一用处。改革之难通过坚硬的稀粥咸菜体现出来。童庆炳先生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认为，《坚硬的稀粥》与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中的西西弗故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他说：“王蒙《坚硬的稀粥》中的‘稀粥’，就如同那巨石，不论人们如何改变它，它仍然坚硬，仍然会回到原来的状态。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西方人看来西西弗是一个荒谬的故事，在中国人看来《坚硬的稀粥》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更富于中国文化内涵。这是王蒙的《坚硬的稀粥》与加缪的西西弗故事的不同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相似之处也许更多。在我的解读中，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其文化哲学的寓意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指一种传统，一种习惯，一种思想，一种方式，一种守望，一种节操，一种社会……这些都像‘稀粥’那样‘坚硬’，不容易改变。就像西西弗推着的石头，推到了顶点，又可能再滚下来。这样《坚硬的稀粥》就有了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表层意义就是那个家族膳食改革因最高权威爷爷的干预而失败；深层意义则是多重的丰富的，有待于读者的不同的解读。”(77)童庆炳先生的这一解读是深刻的，这一解读使“稀粥咸菜”的隐喻指向了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成为改革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由此，王蒙的主题又回到了鲁迅开创的国民性上来了。 《满涨的靓汤》是一篇充满老庄哲学的寓言化文本。李先生被董事长汤公赏光吃饭，李先生好不受宠若惊。然而宴席上却并无一物，尤其是那一道巨煲汤，据说是“诸肉诸骨诸海鲜诸山珍诸药材诸果诸蔬诸粮诸豆诸调料诸虫诸菌诸维生素诸矿物质诸基本元素钙铁磷铬钼硒锰铜碘醋……”煲成，有延年益寿、滋阴壮阳之神功，然而，豪华的巨煲却打不开。李生一顿饭下来，并未吃到一菜一饭，也未喝到一汤一酒。李生百思不得其解，乃至精神分裂，不仅丢掉了工作，而且老婆也离他而去。病愈后的李生终于悟到了汤公之汤的奥秘：“汤非汤。汤非非汤。汤有汤，汤无有汤，汤无无汤。靓即是丑，丑即是靓，靓自非丑，非非丑，非靓，非非靓。0即是圆，圆即是0。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什么都有。无为而无不为，无汤而无不是汤。天地一煲，造化熊熊，万有皆汤，万汤皆靓，汤公神威，何汤不汤！”从此李生决定终生献身靓汤事业。但是，李生一改汤公规矩，把靓汤做实做大，甚至不惜自残乃至献出生命，而他的靓汤却招来各种非议，李生临终终于彻悟，实不该把汤公的靓汤由虚做实，将无做有，“他希望后人以他为戒，一定要闹清至文无字，至理无言，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器免(注意，不是晚)成，大汤至汤无汁无色无味无物无边无际无可饮啜更无法制造的深刻道理”。这篇小说发表于1998年，联系到老年王蒙对超越的推崇，作品庶几就是王蒙悟道的产物。 总而言之，讽喻性寓言体小说是王蒙对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一种寓言化处理。它的犀利和透彻是当代作家中无人可以匹敌的。但是，毋庸讳言的是，我在阅读这些小说时，总感到一种不满足，总感到这些小说机智尖锐透彻有余，浑远厚重阔达不足。当我将这些小说与鲁迅相比，与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甚至米兰·昆德拉等相比时，总觉得王蒙的这些作品虽然也具有哲学的底蕴，比如前面说的《坚硬的稀粥》，但还是缺少开拓的深度。王蒙所关心的是人在政治中的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中的人的命运；王蒙虽然也写出了人的政治存在的状态，但却忽略了人的存在的根本处境。正是这一重大的缺失，使王蒙的政治小说显得机智有余犀利有余而厚重不足。当我们审视变成大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时，当我们为永远也走不进城堡里去的K而迷惑时，当我们为每天都徒劳地把石头推上山的西西弗而感喟不已时，当我们为戈多的永远也不来而感到无聊时，我们心中所鸣响的是人类面对的共同处境的震撼。同样是寓言，卡夫卡、加缪、贝克特所写的是存在的根本处境的寓言，而王蒙所写的却是局部的政治寓言。正由于这个原因，王蒙的这些小说往往招致一些指责。比如对《坚硬的稀粥》的指责，这些指责固然很无聊，但反过来看，王蒙的小说是否也给人一种错觉呢？这种错觉就是因为王蒙所写离现实政治太近，很容易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78) 以上是王蒙讽喻性寓言体小说的几个特点，从创新的角度看，王蒙的这类小说首先开创了“文革”后寓言化小说的先河；其次，王蒙的这类小说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学中的讽喻传统，并将幽默调侃和荒诞的手法引进小说中。王蒙是“文革”后调侃小说的开创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