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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0年代初：最先敢吃蜗牛的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历史的新时期对于经历了二十多年炼狱般生活的王蒙来说，更是第二次重生。王蒙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都说1976年把四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1949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革命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终于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38)的确，80年代是王蒙的春天，也是他创作的喷涌期。这个时候，王蒙一边坚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写下了《向春晖》(《新疆文艺》1978年第1期)、《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5期)、《最宝贵的》(《作品》1978年第7期)、《光明》(《上海文学》1978年第12期)、《悠悠寸草心》(《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等；另一方面王蒙也在进行着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新的文体实验，创作了《布礼》(《当代》1979年第4期)、《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春之声》(《人民文学》1980年第5期)、《风筝飘带》(《北京文学》1980年第5期)、《海的梦》(《上海文学》1980年第6期)、《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杂色》(《收获》1981年第3期)、《相见时难》(《十月》1982年第2期)等。特别是后者，为王蒙赢得了巨大的声誉，王蒙俨然成为当时中国文坛最具探索精神的作家。作家刘心武称王蒙是最先敢吃蜗牛的人，(39)主要就是对王蒙探索精神的肯定。 王蒙在80年代初的这些探索小说，如果从题材内容角度来看，仍然可以划归反思文学的范畴，但王蒙也有自己的特点。1979年发表的《布礼》是王蒙最早使用心理放射结构来创作的中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钟亦成是一个被冤屈被残酷迫害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957年打成右派，“文革”中备受凌辱，然而他坚守信念、矢志不移，始终不忘“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是一个又忠又诚的人物。这篇作品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1980年，王蒙发表中篇小说《蝴蝶》，小说的主人公张思远由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主任——张书记——老张头——张副部长的人生演变轨迹，串联起共和国风云变幻的政治洋流，蝴蝶取“庄生梦蝶”的意思，反思了失去有效监督的权力异化的问题。1981年王蒙发表中篇小说《杂色》，这是一篇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作品。被打成右派的落魄音乐家曹千里骑着一匹杂灰色老马去统计一个什么数字，在路上遇到各色事物，由于作品把空间与时间一一对应，通过空间的时间化，从而使曹千里与杂灰色老马在路上走的简单行为变成了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隐喻。1982年发表的《相见时难》，描写了美籍华人蓝佩玉在80年代初回国参加父亲蓝立文教授的平反追悼会，与三十多年前的战友革命者翁式含相见的情景。蓝佩玉作为当年的进步关系，由地下党员翁式含负责联系，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蓝佩玉错过了联系的时间，从此改变了蓝佩玉一生的命运。蓝佩玉出国成为著名的海外学者，80年代回国成为座上宾，这使得负责外事工作的翁式含的内心颇为复杂，昔日的“逃兵”如今成为座上客，世道沉浮，造化弄人，真是一言难尽。这篇小说传达出王蒙深沉的沧桑感和命运感。蓝佩玉与翁式含跨越时空的这场相见，实在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写于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诸如《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等，在思想意蕴上都表现出机智的王蒙对时代变化的感悟和迅速反应。 小说发表以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评论都从两个方面对王蒙进行高度评价，一是从思想内容上称王蒙具有“少共情结”，二是从艺术形式上认为王蒙进行了“意识流”的探索。对于这两者，王蒙其实并不完全认同。特别是关于“少共情结”的说法，王蒙曾直接予以否定，王蒙在回复李子云的信时，说：“您太偏爱‘少共’了，于是您把‘坚实的乐观自信’‘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也归纳到‘少共’精神或‘少共’精神的发展上去，您把佳原，把缪可言甚至把冬冬不当‘高干子弟’也归结到‘少共’上去，您不觉得有点勉强吗？……”(40)王蒙之所以否认“少共”的说法，主要是要说明经历了二十多年生聚与教训的王蒙，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自己了，王蒙说：“是的，46岁的作者已经比21岁的作者复杂多了，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但是，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道理。懂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尖酸刻薄后面我有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我还懂得了人不能没有理想，但理想不能一下子变成现实，懂得了用小说干预生活毕竟比脚踏实地地去改变生活容易。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比起用小说揭露矛盾、推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我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安慰。所以，在《布礼》《蝴蝶》里，我虽然写了一些悲剧性的事情，却不想、也几乎没有谴责什么人。(41)这说明，“归来”的王蒙，成熟了、皮实了、现实得多了。王蒙的这一态度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逐渐务实的方针基本合拍。正是在反“左”话语、务实渐进、坚持既定理想又向前看诸方面王蒙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在王蒙的小说里，虽然有批判、有暴露，但更多的是温和、合作，是改良，是宽容，是建设。王蒙说：“我选择了建设，我相信我们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水深火热的人民，有权利要求知识分子帮着他们搞点建设而不是继续革命翻天覆地慨而慷了。”(42)笔者在对王蒙的私下访谈中，王蒙多次提到他喜欢整合性的思维方式，他别欣赏他的老乡张之洞的十六字箴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厉行新政，不悖旧章。”王蒙说：“启沃是对上作宣传启蒙。恪守是讲纪律讲秩序。厉行是志在改革，向前看，一往无前。不悖是减少阻力，保持稳定……中国吗？深了去啦。”(43)这种整合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上的改良主义，我称之为“后革命时期的建设者身份认同”。(44)这种身份认同使王蒙摒弃了激进主义而选择改良主义，从而成为体制内的合作者。由此看来，王蒙80年代初期的小说主要是要写出生活的复杂性，一方面，王蒙显然是执着于理想和信念的，另一方面，王蒙又对这一理想和信念的独断色彩进行了必要的反思。在《布礼》中，钟亦成对“布礼”的失而复得的虔敬的祭奠，那种把党的错误说成是“母亲错打了孩子”的情绪化的说法，尽管有非理性之嫌，但却颇能以情感人，这不仅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党的形象的重塑合拍，同时也与中华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忠君思想的集体无意识有关。然而，即便是《布礼》，其中也暗含着对理想绝对化的警醒。试想一下，那个“评论新星”对钟亦成的小诗《冬小麦》的令人咋舌的分析，难道不是在理想的名义下进行的吗？我们甚至不能怀疑他的真诚。还有宋明的对钟亦成的“帮助”，以及“文革”中“红卫兵小将”对理想与信念的捍卫，又有哪一点不是真诚的呢？可以说，王蒙在不期然之间给我们展示了理想可怕的一面。“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白过，二十多年的学费并没有白交。当我们再次理直气壮地向党的战士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敬礼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我们已经深沉得多、老练得多了，我们懂得了忧患和艰难，我们更懂得了战胜这忧患和艰难的喜悦和价值。而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都深沉得多，老练得多，无可估量地成熟和聪明得多了。”(《布礼》)这里的深沉、老练、成熟和聪明实际上就是“现实”得多了，这是一种由激情燃烧的岁月向平淡的历史常态的过渡。如果说，《布礼》在意识层面体现的是对理想与信念的近乎情绪化的执着，而在无意识中则表达了对理想绝对化的反思，那么，《蝴蝶》则在意识层面更侧重于对理想信念的理性反省。张思远显然是作为理想化身而出现在共和国的历史幕布上的。海云们对他的崇拜，正是人民对党的崇拜，对理想和信念的崇拜。然而也正是这崇拜，使得张思远们更加膨胀起来，他们愈发觉得自己成了救世主，从而使理想变了味。《蝴蝶》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写出了使理想变味的主观因素，而且写出了客观的体制上的因素。当然，对理想的这种反思，也表现出王蒙内在的矛盾。一方面王蒙反对“极左”政治对老干部的迫害性的下放劳动；另一方面，王蒙又觉得通过这种劳动可以改善党群关系，也不妨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相对于思想上的新意，评论界更加关注王蒙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意识流”的说法，是当时人们对王蒙的普遍的印象。对王蒙的这种印象主要来自于读者的反应，在当时的读者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态度四种意见：一种态度是赞扬的，另一种态度是批评的；在赞扬的态度中有三种意见，一是更年轻一代对王蒙“意识流”的极力推崇，认为王蒙就是中国“意识流”小说的代表。(45)另一种是一些与王蒙年龄相当的评论家，他们在肯定王蒙的创新的同时，却在极力否定王蒙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关系。比如何西来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过：“我不赞成把王蒙的六篇小说称为‘意识流’小说。他着重写主观的感情、情绪，他的运用跳跃变换的联想手法，以至作品的某些朦胧的意境，虽说不无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深受本民族文学的影响。首先，鲁迅《野草》的散文诗的意境和手法，就给过他不少陶冶。这从1963年他写的长篇论文《〈雪〉的联想》中就可以看出来。他对《野革》是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的。……另外，还应当看到李商隐的那种迷离、晦涩，然而很凄婉、很美丽的意境对王蒙的影响。这样就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把鲁迅的《野草》，李商隐的无题诗都干脆说成‘是意识流的篇什’了。然而，这里的‘意识流’已经是一种很宽泛的手法了。有人根据王蒙的探索，得出了轻视以致否定民族传统的极端结论，其实是并不符合王蒙实际的，而且也一定不是王蒙的本意。”(46)阎纲也说：“王蒙的小说不是西方的‘意识流’。我以为把王蒙的小说同西方‘意识流’区别开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西方‘意识流’并不像个别同志描绘的那样，似乎他比我们的‘土’玩艺高明、好玩得多，好象我们的王蒙在东施效颦，步洋人的后尘。误会！”(47)王蒙本人对“意识流”的态度也很微妙。他在许多场合不承认自己写的就是“意识流”小说，而在一些场合却又有条件地承认受到“意识流”的影响。(48)另一种意见与第二种意见相似或者是一种折中，就是把王蒙的“意识流”称为“东方意识流”。(49)而在批评王蒙的态度中，一般认为王蒙的小说由于学习了西方“意识流”，故而看不懂。比如有论者认为：“王蒙目前的探索，与成功之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说王蒙正在误入歧途，固然未免武断；说王蒙所借鉴的意识流方法，是当前小说创作的方向，也实在难于服人。”(50)在这里体现的是在时代转折时期的读者群体的分化。一方面，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另一方面，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这里有一个突破主流限制和固守主流限制的冲突。年轻的一代较少顾虑，他们对西方的现代派是不加选择的激赏，因而他们对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指认是直接的，欣赏的；而中青年读者(包括评论家)，由于他们一般都经历过“反右”“文革”等重大的政治运动，在骨子里他们对“极左”以及由此所凝定而成的习惯深恶痛绝，渴望突破渴望创新是他们的内在需要。然而，也由于政治运动恐惧症，使他们在表述上比较谨慎。他们之所以急于把王蒙与西方“意识流”择清，主要是从这一方面考虑的，同时他们对西方现代派的态度也是充满矛盾的，那是一种既钦慕又害怕的心理。“东方意识流”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的同样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把王蒙作为“意识流”而加以批评的一些读者，他们的阅读经验体现的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改革开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的是社会进步经济的复兴，另一方面也直接威胁着传统的权力关系，动摇着传统信念和体制，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中，始终警惕着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这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条件有限制的改革开放，在实质上与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较多的相似性。1982年下半年《文艺报》等展开对“现代派”的批判，批判的由头正是由于高行健的一本小书《西方现代派技巧初探》，以及围绕这一本小书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王蒙四人致高行健的表示赞赏的信。这一批判显然是有来头的，王蒙在纪念胡乔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乔木同志在当时的政治局分管意识形态工作。他当然熟知这些情况，更知道批‘现代派’中‘批王’的潜台词和主攻目标。1983年春节他对我一再说：‘我希望对于现代派的批评不要影响你的创作情绪。’”(51)接着是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以及后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是针对文艺界、思想界的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整肃运动。(52)然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意识形态的每一次批判不仅不能削弱被批判对象的影响，反而越发扩大了它的影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意识形态的威权也在这种无效的批判中不断丧失。这一方面表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昔日惯性的承继以及对创新潮流的防范与试图规约的方针，另一方面也反证了王蒙突破旧有的文体限制，追求新异性的勇气。赞扬和反对的两种意见都把王蒙指认为“意识流”，说明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就是认为创新等于西化。这种接受心理，正是当时的阅读意识形态。在这一心态下，真实的王蒙反倒被遮蔽了。 那么王蒙究竟与西方“意识流”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断然否定西方“意识流”对王蒙的影响是不客观的，王蒙自己也说：“我承认我前些时候读了一些外国的‘意识流’小说，有许多作品读后和你们的感觉一样，叫人头脑发昏，我当然不能接受和照搬那种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或者是孤独的心理状态。但它给我一点启发：写人的感觉。”(53)可见，“意识流”对王蒙的影响主要是一种思潮式的、方法论的影响和启发。西方“意识流”小说是一种流派，不是简单的技巧，这从“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一词的发现者美国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对“意识流”一词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来，威廉·詹姆斯认为：“意识在它自己看来并非是许多截成一段一段的碎片。乍看起来，似乎可以用‘链条’或‘系列’之类字眼来描述它，其实，这是不恰当的。意识并不是一节一节地拼起来的。用‘河’或者‘流’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它才说得上是恰如其分。此后再谈到它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思维流、意识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吧。”(54)威廉·詹姆斯认为，意识流也像鸟的生活一样，是由飞行和栖息的交替构成的：“我们可以把意识流中的栖息之所称为‘实体部分’，把飞行过程称为‘过渡部分’。我们思维的主要目的在任何时刻似乎都是要从我们刚刚有过的实体部分出发获致另一个实体部分。可以说，过渡部分的主要作用正是要把我们从一个实体部分的终结引渡到另一个实体部分的终结去。”(55)在这里威廉·詹姆斯所谈的正是人的意识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意识流”被引入文学领域之后，它不是技巧，而是被描写的对象。美国文学理论家汉弗莱认为：“我们不妨设想，意识不但形同冰山，而且它本身便是一座完整的冰山，而不是露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照此推论，意识流小说主要关心的则是水面下那一部分冰山。”“从意识的这个概念出发，我们不妨给意识流小说下这样的定义：意识流小说是以发掘意识的语前层次为基本重点的小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人物的精神存在。”(56)既然“意识流”小说中的“意识流”是内容而不是技巧，那么这一内容有何特点呢？奥尔巴赫在《模仿》一书中认为：“意识流”就是“对处于无目的，也不受明确主题或思维引导的自由状态中的思想过程加以自然的描述，可以说自然主义的表现。”(57)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中的“意识流”主要是潜意识，这种意识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影响，作品的基本倾向是非理性的。被称为经典“意识流”小说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作品，就是如此。即便是这些经典作品，绝对的、通篇都在“意识流”之中的也不多见。他们也采用了诸如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象征暗示等等手法，而这些手法并不等于“意识流”，只有当自由联想呈现为非理性的、无逻辑的、自动化状态的时候，才是“意识流”。因此，王蒙与西方“意识流”的区别是根本的。王蒙所借鉴的只是技巧。(58)在我国真正称得上是“意识流”小说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如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作品，把王蒙小说叫作“意识流”实在是时代的一种误读。既然如此，我们没有必要把王蒙的小说叫做“意识流”。所谓“东方意识流”的说法也没有道理，按照这种说法，王蒙的意识流是西方意识流技巧加中国的审美习惯，“是中国习惯审美方式与西方新表现技法的结合，是现实主义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的结合，是物与我，内与外，形与神的融和汇合。”(59)这种观点看似公允，实则什么也没说，它没有深入到王蒙小说的文体肌理中去，而从文体的角度看，王蒙小说采用的正是自由联想的方式，这种联想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不是潜意识的无目的无逻辑的自由联想，而是有理性有逻辑的联想，这种有理性的联想，表现的是作家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中的事物在根本上也是属于经验中的，只是由于经过心灵的过滤，而使时序颠倒，具有了感觉化情绪化的特点。 作为自由联想体，王蒙小说与我国传统文学的渊源关系更亲密。对此，何西来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我国传统文学中的超拔的想象力对王蒙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不仅包括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如庄子、屈原、李白、李商隐等，而且还包括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诗经》以来的“比兴”，《红楼梦》、鲁迅的作品中的联想等方法。对庄子的喜爱在王蒙而言是明显的，他小说的题目“蝴蝶”“逍遥游”等都明确地表示出这一点。王蒙在90年代初潜心研究李商隐和《红楼梦》，都是王蒙长久以来的心愿。20世纪60年代初，王蒙专门撰写论文《〈雪〉的联想》，对鲁迅作品中的联想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这些研究文章和著作，可以雄辩地证明传统对王蒙深入骨髓的影响。在对李商隐的《锦瑟》及无题诗的研究文章中，王蒙多次提到联想，王蒙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只要对典故稍加解释，这两句便于明丽中见感情的缠绕，并不费解。典故可以是谜语，就是说另有谜底，也可以不是谜语，就是说无另外的谜底，只是联想，只是触发，触景生情，触今思(典)故，那么，引用典故便是一种‘故国神游’，是今与古的一种契合，是李商隐与庄周与望帝之共鸣与对话，李商隐有庄生之梦庄生之迷庄生之不知身为何之失落感，又有望帝之心望帝之托望帝之死而无已的执着劲儿。”(60)在谈到李商隐的诗为何具有朦胧性时，王蒙认为：“从结构上看则是它的跳跃性、跨越性、纵横性。由锦瑟而弦柱，自是切近。由弦柱而华年，便是跳了一大步，这个蒙太奇的具象与抽象，物器与时间(而且是过往的、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有端(瑟、弦、柱都是有端的，当然)与无端之间的反差很大，只靠一个‘思’字联结。然后庄生望帝，跳到了互不相关的两个人物两段掌故上去了。仍然是思出来，神思出来的，故事神游游出来的。游就是流，神游就是精神流心理流包括意识流。”(61)由于这种思，由于这种联想，在形式层面就是“打破时空界限”，因此王蒙不无感慨地说：“近十余年谈文学新潮什么的，或曰‘打破时空界限’之类，其实，我们老祖宗压根儿就没让具体的现实时空把自己囿住。”(62)在这里，王蒙对李商隐的解读，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在《〈雪〉的联想》一文中，王蒙给“联想”下了一个定义：“联想，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介于再造想象与创造想象之间的反映过程，是从某种表象创新结合为另一种表象。在文学欣赏(乃至创造)中，是思想从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的过渡：前一个对象往往是具体的、比较简单明白的，或者是自然界的，后一个对象却往往是更有普遍意义的、比较复杂甚至不那么完全确定的、社会的。”(63)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王蒙所说的联想实际上就是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兴”体。王蒙说：“《雪》这篇文字(类似的还有《秋夜》等)，比较接近于我国古代所说的‘兴’体，‘兴者起也’，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联想。”(64)在这里王蒙把联想与“兴”体联系在一起，是颇有眼光的，他为联想(自由联想体)找到了文体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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