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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0年代中期：审父与自审 1983年由于二儿子王石患了忧郁症，使王蒙处于极大的痛苦中，“没有比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疾患更让人痛苦的了。生命，灵性，自觉，情感以及思想，原来可以使人承担这样多的痛苦。”(65)“我没有办法，我束手无策。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找大夫，我倾听分析，我查询药物。我心惊肉跳，必须防止意外。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在他的童年时代没有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的生长发育。我想知道他的这二十几年都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而我到底能做些什么解除他的痛苦……”(66)1984年，王蒙带着逐渐好转的儿子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由儿子的病触动了自己的痛苦的童年记忆，他决定以童年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的酝酿与诞生。1985年春天，在进行了一番准备之后，王蒙到北京西郊的西峰寺开始了《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小说最初命名为《空屋》，后又想命名为《报应》，最终定名为《活动变人形》。最早发表于《收获》1985年第5期，《当代》1986年第3期转载。198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小说启动了王蒙痛苦的童年经验和家族记忆。作家自言，这是一部写得最痛苦的书。痛苦就痛苦在这是一部刻骨铭心的自身生命体验的书。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有着原型，倪吾诚之于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姜静珍之于姨母董芝兰，姜静宜之于母亲董毓兰，倪澡至之王蒙自己……从王蒙自传里，我们甚至都可以找到一一对应的痕迹。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王蒙在处理这一自传性纪实性极强的题材时，可谓颇具匠心。小说叙述的起点安排在1980年代的西方，叙述视点则是作为主人公倪吾诚的儿辈——语言学教授倪澡。这样的一个叙述视点和叙述时空，就把故事放置在中西文化交会的80年代，由子一辈来讲述、观察、审视自近代以来的父一辈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心灵史，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广泛的典型意义。小说中的倪吾诚显然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倪吾诚出生于老中国的一个穷乡僻壤，他的祖父曾是参加过“公车上书”的前清举人，性情激进，精神特异，倪吾诚的伯父还是一个疯子，作为遗腹子的倪吾诚，继承了祖父的维新激进思想，天生“邪祟”，颇不安分。母亲用了对付丈夫的手段，教会了儿子抽大烟和手淫，试图以此消磨他的意志使其苟活在人世。然而，倪吾诚不愿苟活，他砸了烟枪，赶走了鬼混的表哥，毅然决然地走出了陶村，走进了城市，甚至走向了世界(留学欧洲)，不过，他高大身躯下的那麻秆式的罗圈腿，也象征着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小说相当残酷地描写了倪吾诚蹉跎一生、一事无成的遭遇，描写了他挣扎在与三个女人的无休止的家庭战争中而不能自拔的悲剧。他留学欧美，对西方文明充满向往，对传统陋习厌恶至极。然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只是皮毛。他热爱科学，但也仅仅局限于为孩子买鱼肝油和寒暑表，嘱咐孩子刷牙洗澡上。他生活在“应该”里，但却没有行动的能力。他甚至不能改变自己同三个女人的关系。四十多岁他还认为自己的百分之九十五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七十多岁了仍认为自己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倪吾诚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相当有代表性地表现出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夹缝中的处境，表现出那些耽于幻想而讷于行动的知识分子的痛苦与可笑人生，从而对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的空幻性给予必要的反讽。 很显然，王蒙通过倪澡在对特定时期的一类知识分子进行审视。刘心武称之为“审父意识”。其实，王蒙不仅在审父，也在自我审视。小说续集第五章写到倪澡拜访一个一个的朋友，这些朋友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倪吾诚，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王蒙说：“然而我毕竟审判了国人，父辈，故乡，我家和我自己。我告诉了你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互相隔膜到什么程度，误解到什么程度，嫉恨到什么程度，相互伤害和碾轧到什么程度。我起诉了每一个人，你们是多么丑恶，多么罪孽，多么愚蠢，多么不幸，多么令人悲伤！我最后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为他们大哭一场。”(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