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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述足可见出沈从文对“灵肉合一”的希腊人性观的认同，但似乎也显示出其转变的趋向，即从三十年代后期对“灵肉一致”人生观的强调到四十年代对“神性”/“灵”的重视。不过，他在《学习写作》(1942年)中的表述将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更定这一印象。沈从文提出创作新的经典，“能使他人生命‘深’一点，也可能使他人生存‘强’一点，引起他的烦乱，不安于‘当前’，对‘未来’有所倾心，引带此一时或彼一时读者体会到生命更庄严的意义，即‘神在生命本体中’。两千年来经典的形式，多用格言来表现抽象原则。这些经典或已失去了意义，或已不合运用。明日的新的经典，既为人而预备，很可能是用‘人事’来作说明的。……一切奇迹都出于神，这由于我们过去的无知，新的奇迹出于人，国家重造社会重造全在乎人的意志。”(46)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因过于注重“抽象原则”已变得无意义或不合时宜，这也正是他批判旧文化的一贯思路，他且随后提出“神在生命本体中”、“新的奇迹出于人”这样具有希腊主义色彩的说法，为的是矫正中国传统文化过度重视“抽象原则”所带给人的压抑。沈从文在这里标榜对“人事”的认识和书写，而这一时期沈从文使用的“人事”一词较多指的是男女爱欲，如他答复一个青年的苦闷时说到性压抑问题，以为“恋爱”才是青年所迫切需要的具体“真理”，并推荐相关心理书籍给对方，“因为这些书讨论到的是‘人’，是为你年龄生活所不明白却亟于想要明白的种种人事问题”(47)，所以，所谓“神在生命本体中”，虽有泛神论意味，但更强调了爱欲作为一种生命本能的自然释放。《水云》(1943年)中，沈从文谈及一位美丽女性时说，“从一个人的肉体上认识了神”(48)，可谓前之“神在生命本体中”更加具体化的表述，和柏拉图的观点有些相似——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即“以体美为精神美之发现”(49)，但是，就沈从文的前后文表达来看，所谓“肉体上认识神”更具有“肉即是灵”的意思。所以，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其实并未趋向严格的“神性”/“灵”的追求，而是更加强调从“肉”来理解和追求“灵”，甚至以“肉即是灵”来代替对“灵”的追求。 沈从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明都过于压抑人性，遏制人的生命力，前面关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已有较多说明，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也有涉及，这里再举两处沈从文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现代的制度是单在把人类头脑挤瘪，那里还有放荡机会，许多人是已把头脑挤瘪，作起事来反而有条有理的。这结果是天真不得，伟大不得，独异不得。(50)(1929年) 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51)(1939年-1940年) 看沈从文对“放荡”、“天真”、“人性”、“自然”等字眼的强调即可明白，他对现代社会、都市文明进行激烈的批判，落脚点却仍是推重自然本能、主张爱欲解放的生命主义思想。也因此，虽然沈从文一直喜欢和称赞《圣经》，在作品中不乏提及，但他始终没有趋向严格的道德内涵为主的希伯来精神，他所喜欢的只是《圣经》的文学性，以及讲男女爱恋的“雅歌”部分。而他更青睐的则是希腊精神，一种偏于“肉”的、“现世”的，而又能达至“灵肉谐调”境界的希腊人生形式，并把这种人生形式视为文学经典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和自己的写作宗旨。 回顾本文伊始所引沈从文关于“希腊小庙”的名段，则“希腊小庙”中所供奉“人性”的内涵和文化指向也就比较鲜明了。而沈从文对虽缺乏智识但生命力雄强、蓬勃、无拘束的边地乡民所进行的歌赞，也就合乎其情其理了。正如1934年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中所言，他的理想“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52)。这正是作为“人性的治疗者”(53)(1935年)的沈从文给当时国人所开出的疗治方案，但其“野蛮人”却是有着“希腊精神”内涵的“野蛮人”。实际上，沈从文的希腊式人性观还有着丰富的心理学背景，关于他受到弗洛伊德、厨川白村、蔼里斯等人的影响，已为大家公认，吴立昌、金介甫、解志熙等学者都有相关考释，王亚蓉编辑的《沈从文晚年口述》一书中亦有涉及。所以，像蔼里斯“生活的艺术”、“禁欲和纵欲的调和”，像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本能学说等对沈从文都不免会产生影响，从而构成了其人性观的心理学支撑。 颇有意味的是，沈从文在其参与编写的《中国小说史》(1930年)中，独独推举猪八戒作为最具“人性”的代表人物，认为“全书脚色之一猪八戒，是已被作者把最人性的一点写着，给了他一个完全的人格”(54)。猪八戒作为中国人十分熟悉和喜爱的艺术形象，其传世原因和其不加掩饰的“食色”本性有很大关系，这种本性的自然流露使他在漫长的小说史中也显得特别生动和近人情。但是，若把这样的人物作为中国小说史中最具“人性”和拥有“完全人格”的一个，则所用判断标准就不免粗陋了。 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55)曾从反面立论，批评了沈从文的人性观，可以作为反思的参考，只是未免走向了另一极端，抹杀了沈从文“人性的治疗者”、“人的重造”的初衷，和对传统文化、都市文明弊病的思考。沈从文的人性书写作为正本是有问题的，但是作为对现代人性的一种补救，在当时未尝不是一种探索。柏拉图之外，许多希腊哲学家倾向于将灵魂作为肉体的一部分，作为主体的希腊艺术和希腊生活，也表现出“灵肉谐调”的人性内涵，但古希腊人在本能得以自然抒发的同时，普遍注重“智性”和“德性”的发展。就希腊人四种传统的主德来看，智慧、正义、勇敢、节制，智慧(包括实践智慧)往往是被放在首位的。沈从文笔下的许多人物虽然不缺乏聪明和机敏，但与古希腊人的“智性”追求却相差很远。就像沈从文也针对社会普遍的伪诈而提倡传统诚实、纯朴的农民性格，但如此“德性”未免简单，与希腊人丰富而严格的作为灵魂内容的德性追求并非同一回事(古希腊语中的，一般汉译作“德性”，不过其中所包含的“卓越”之意往往就被忽略了)。所以，沈从文虽然在思想上接受的是“灵肉谐调”的希腊式人性观，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一则他呼应的是“五四”时期针对所谓“旧文化”、“旧道德”而出现的普遍的思想解放、身体解放的思潮，二则基于对都市文明“绅士风范”的厌憎，有时还简单地将知识理解和解释成对人性的压抑，所以，在标举人性型范时沈从文就自觉而又不自觉地把身体、本能的一面加以放大、突出，而对另外“灵”的一面则较多忽视和回避。 维科在《新科学》中反对将荷马时代的希腊理想化，坚持强调这一时代的野蛮程度，其批判值得思考。亦即，哪怕是被赞颂过无数次的古希腊人，其不同历史阶段，其同一历史阶段不同方面也都有着可思考和批判的余地。而对于“爱希腊者”的沈从文来说，这一余地却是缺失的，“野蛮”(“灵与肉”之“肉”)反而成为他紧紧抓住不愿撒手的一个法宝，这恐怕也是导致其人性观后来出现偏至的原因之一吧。“五四”时期的策略性文化批判使得那时普遍的文化思考过多地向外转，而主动或被动“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本来存在的资源和优势，笔者通过对沈从文人性观的尝试读解，似乎再次经见了这一时代性的孤独而决绝的文化心态和选择。应该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希腊”本身有着十分复杂的面向，它在不同文人那里的文化内涵往往是相歧异的，笔者在这里只在指出沈从文人性观的希腊文化倾向，至于其所理解的“希腊”带有怎样的个人色彩，则有待另行撰文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