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对希腊哲学也较为熟悉。1935年，他在给巴金的信中说，“罗伯斯比尔若学得苏格拉底一分透澈，很显然的，法国史就得另外重写了。”(22)可见，相比激烈的社会革命，他更推重理性和智慧的希腊哲学精神。小说《自杀》(1935年)中他则问道，“然而童养媳偷偷的在土炕边吞烟，与苏格拉底人在狱中喝那一杯毒药，前者的死与后者的死，真正有什么不同处？”(23)这一对比更加透露出沈从文对苏格拉底以及对希腊文明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1948年)，文章谈到理想的北平保护与治理方式，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来谈城邦治理有几分相似，其中，对音乐、美术、哲学等对人之化育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一再申倡，正与极为“重美”的希腊精神相通。小说《凤子》(第1—9章，1932年)借镇筸地方一个古堡“总爷”的口议论到诗人，“我不大明白诗也不大尊敬诗人……一个好诗人像一个神的舌人，他能用贫乏的文字，翻出宇宙一角一点的光辉。但他工作常常遭遇失败，甚至于常常玷污到他所尊敬的不能稍稍凝固的生命……”(24)“神的舌人”一说，乃典型的柏拉图诗歌观，柏拉图即认为诗人并非凭借技艺而是依靠灵感创作，认为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虽然这样的议论放在镇筸古堡“总爷”的口里实在出离乡土气氛，却再次证明了融于沈从文意识中的希腊印迹。再有，沈从文曾用晚期希腊哲学中斯多噶派的思想来比照国人人生观，“困难或许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斯多噶派的古谚说：人们感受的痛苦，实起因于他们对事物的意见，而非由于事物本身。我们国人的弱点，也很可说正是做人的意见不大高明。”(25)(1938年) 对希腊历史和政治，沈从文在其作品中也零星显示了他的关注。小说《若墨医生》(1932年)写道，“古希腊人的大战，纪元前中国的兵车战，为耸动观听起见，历史上载了许多侥幸成功的记录。”(26)小说《扇陀》(1933年)则有这样的情节，“就按照国法，召集全国公民代表会议，聚集全国公民代表，讨论波罗蒂长一国，应付这次空前天灾种种方策。”(27)颇有希腊公民大会的意思，虽然典型的希腊公民大会，其民主在于有公民权的全体公民对城邦事务的参与，但所述情形还是有几分相似，至少与《荷马史诗》中由国王或者权力较大之人召开的民众大会相似，而这种民众大会可谓后来之希腊公民大会的雏形。 周作人曾先后译介过多篇希腊拟曲，即“摹拟剧”，沈从文则在系列散文《湘西》之《泸溪·浦市·箱子岩》(1941年)中，评论当地的酬神戏，“戏多就本地风光取材，诙谐与讽刺，多健康而快乐，有希腊《拟曲》趣味。”(28)见出沈从文对这一希腊文学体裁的熟悉与喜爱。而沈从文早期的剧作，如《赌徒》(1925年)、《卖糖复卖蔗》(1925年)等，也带有这种诙谐、健康而快乐的“拟曲趣味”，他自己的命名即是“拟曲之二”、“拟曲之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接受金介甫的访谈，回答有没有受翻译且爱好希腊文学的周作人的影响时，曾说过自己对“希腊戏剧”的喜欢(29)。 对于最能彰显希腊精神与审美理想的希腊雕刻，沈从文则表现出高度的热衷。小说《八骏图》(1935年)中，“达士先生房中墙壁上挂了个希腊爱神照像片”(30)，且说到是希腊雕刻的照片。散文《看虹录》(1941年)中，描写女人身体如珍贵华丽的雕刻，“式样完整处，如一古代希腊精美艺术的仿制品。”(31)散文《友情》记述1931年徐志摩飞机失事去世时的情形，“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32) 沈从文著作中的“希腊印迹”，大致能够见出他对于古希腊戏剧、神话、雕刻、哲学、政治、历史等程度不一的熟知和喜爱，以及希腊文学、艺术、哲学等对他或显或隐的影响，而他也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爱希腊者(Philellēnes)”。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二希”观念，即希腊主义(Hellenism)和希伯来主义(Hebraism)，在中国文化界盛行，周作人、田汉、沈雁冰等人对之皆有相关译介与分析。而随着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及其“灵肉合一”的人性观译介到中国，亦给新文学界带来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外国作家的译介活动中，亦多有与“希腊精神”大有关联的作家，如沈泽民介绍王尔德(《王尔德评传》)，徐志摩介绍丹农雪乌(即邓南遮，G.D' Annunio，《丹农雪乌的小说》《丹农雪乌的戏剧》等)，都将这些唯美——颓废主义作家的思想追溯到对古希腊精神的景仰，而经由周作人介绍对中国新文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对古希腊精神亦是推崇有加。 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1918年)一书中，除了说明“希腊思想”最核心的两点是“美之宗教”和“现世思想”以外，还认为“希腊思想”之所以能够发达兴盛，在于希腊民族“具中和之性(Sophrosyne)，以放逸(Hybris)为大戒”，“诚为世界最有节制之民族也”(33)，解释了虽然“以体为重”却又能达至灵肉和谐的希腊人生形式其原因之所在。在《圣书与中国文学》(1921年)中，周作人说“二希思想”是一物的两面，区别只是“希腊思想是肉的，希伯来思想是灵的；希腊是现世的，希伯来是永生的……”(34)厨川白村和他的《文艺思潮论》(1924年)在二三十年代影响显著，他在书中提出，“希腊思潮多肉欲的分子，基督思潮则贵禁欲生活之美”(35)，但“希腊所抱的物质论的思想……就是灵肉合一观”(36)，“希腊人的感情虽无论怎样热烈，但是总不失其冷静的理智。他们是在情热的奔放中而不忘抑制理智的冷静的民族”(37)，且在书末断言二十世纪是希腊思潮日渐兴盛的世纪。二人关于“希腊主义(思想)”的观点大体一致，即古希腊人爱美，重现世，重肉欲，但因为民族性中有“冷静”与“节制”的成分，所以才得以形成人类发展史上足可称颂的“灵肉谐调”的理想人生形式。 在《人的文学》(1918年)中，周作人即提出人性由“兽性与神性”组成，“灵肉一致”的生活才是人类正当的生活(38)。而沈从文对“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灵肉一致”的人生观是十分认可的。 一个能处置故事于人性谐调上且能尽文字德性的作者，作品容易具普遍性与永久性。(39)(1935年) 一个伟大的人，必须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40)(1935年)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1)(1936年) 如果说这几处表达还只是对人性“谐调”状态的强调，那么接下来的几处会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沈从文关于人性内涵的理解。并且，其“生物原则”和“抽象原则(观念)”的说法，与周作人之“兽性与神性”如出一辙。 人要抽象观念稳定生命，恐得在三十岁以后，已由人事方面证实一部分生命意义后。……自然先要每一个人如一般生物，尽种族义务，尽过这种义务后，若照一般生物原则，即将死去。……人似乎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生物，因此活到某一时，即不免感觉生存的空虚和厌倦。(42)(1940年) 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从生物学上来说，不过是个比较复杂的动物，虽复杂依然脱不了受自然限制。……明白人之所以为人兽性与神性的两方面……(43)(1940年) 至于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44)(1940年) 这些人既少对国家明日的幻想，又少爱重真理的勇气，更少对崇高优美的抽象原则认识追究的兴趣。(45)(1942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