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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天机”论的现象学观照(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 张晶 参加讨论

    
    “天机”既非纯然主体的灵性,也非客体的奥妙,而是主客体在不期然而然的遇合中所产生的审美创造意向。仔细看来,“天机”是与宇宙自然的生机勃发密切相关的,它所创造出的艺术品,并不止于意象呈现的自身,而是涵蕴着宇宙造化的生命感与神秘感。《庄子·大宗师》云:“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陈鼓应先生注曰:“天机:自然之生机”(171)。这里的“自然”,一可以理解为不同于刻意求取的“自然而然”,二是通于宇宙造化,浑涵汪茫。董逌评孙知微所画水图时说:“孙生为此图,甚哉其壮观者也。初为平漫潢洑,汪洋渟濦。依山占石,鱼龙出没。至于傍挟大山,前直冲飚。卒风暴雨,横发水势。波落而陇起,想其磅礴解衣,虽雷霆之震,无所骇其视听,放乎天机者也。岂区区吮笔涂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语哉?”(302)。对他认为最得“天机”的范宽的山水图,董逌又评道:“当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于心者,必发于外。则解衣磅礴,正与山林泉石相遇。虽贲育逢之,亦失之勇矣。故能揽须弥尽于一芥,气振而有余,无复山之相矣。彼含墨咀毫,受揖入趋者,可执工而随其后耶?世人不识真山而求画者,叠石累土,以自诧也。岂知心放于造化炉锤者,遇物得之,此其为真画者也”(307)。董逌所认为的“真画”,并非局限于山水形貌,而是在其呈现出“造化炉锤”的宇宙生命感。董其昌评王维画说:“王右丞诗云:‘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余谓右丞,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思纵横,参乎造化,唐以前安得有此画师也”(145)。认为王维的画是与宇宙造化相通的,而又是“迥出天机”的。艺术创造中的“天机”,决非静止的,而是在主客体的偶然遇合中超越“物色”的表层,而生成充满宇宙生命感的意象。如南朝画家王微论画所说:“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也是认为画家在对自然的感发中表现出宇宙的整体生命。在此种情境下创造出的作品,是超越了主体,也超越了客体的,但它又融摄了主体与客体。它不局限于某个单纯的物象,而又将许多物象统摄于艺术家所创造的意象之中。邓椿在《画继》中,评米友仁画云:“友仁宣和中为大名少尹,天机超逸,不事绳墨,其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3: 29)。米友仁作画以“墨戏”著称,所作《云山墨戏图》等山水图卷,确如此处所评,云烟缥缈。不事绳墨,也即超越绳墨。在“天机”的创作契机中所创造出的艺术品,都突破了物色表层的形式,而吐纳造化的气息,鼓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生命。正如钟嵘所说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方之表”(23)。杜甫评画家王宰的山水图时所说:“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所谓“万里”,并非仅指空间感,而是那种宇宙鸿蒙的生命气象。《宣和画谱》论山水画时所说的“岳镇川灵,海涵地负,至于造化之神秀,阴阳之明晦,万里之远,可得于咫尺间。其非胸中自有丘壑,发而见诸形容,未必知此”(718)。颇得其意。“天机”是超越了主体和客体的对待的,而处在一种高度融合的激发状态,其意向性相当之强烈。艺术家所感受的绝非个别事物,而是造化生机,奔赴而来,也如董其昌所说:“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259)。而艺术家主体方向形成的意向具有深刻的统一性和融摄性,如前所说的“以数言而统万形”。“随物宛转”的同时,却又是“与心徘徊”。独特的凝练的形式之美中则是蕴含着蓬勃而浩茫的宇宙生命与大地气息,石涛所说的“一画”,正谓此也。其中说:“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行远登高,愁起肤寸。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惟听人之握之耳,人能以一画具体而微,意明笔透。腕不虚则画非是,画非是而腕不灵。动之以旋,居之以旷。出如截,入如揭,能圆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凸凹突兀,断截横斜,如水就深,如火之炎,是自然而不容毫发强也。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也;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也”(1: 3)。石涛的“一画”,是表现和把握万象的根本。“一画”并非是虚空的、形而上的,而是“具体而微”的。但它可以贯通众法,统摄万象。这里所体现的意向性,万象森罗,昭晰互进,却又是呈现出强烈的主体指向的。斯皮格伯格称之为“意向的统一”,“意向对象化功能的下一步就是它使我们把各种连续的材料归结到意义的同一相关物或‘极’上。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功能,那就只有知觉流,它们是相似的,但绝不是同一的。意向提供一种综合的功能,借助这种功能,一个对象的各个方面、各种外观和各个层次,全都集中并合并于同一个核心上”(157)。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的“天机”,蕴含了这种内在的意向统一功能,从而也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个性化特征,是“常情所不能到”的。
    “天机”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是一个不容易说得明白的创作论范畴,但它却是具有很深的民族文化渊源。它所描述的创作感受,与灵感类似,甚至有更强的神秘感。然而它却并不像灵感那样突出强调主体一方,而主张主体和客体的偶然遇合。现象学理论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最主要的哲学体系,固然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没有什么“瓜葛”,但是以之阐释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一些内容,却令人感到别有会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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